中國與世界之多元歷史探論

中國與世界之多元歷史探論
在過去英治時期,香港本地歷史教育不受重視,而「中國因素」對於香港 歷史的發展亦往往被淡化。今天,中國處於全球化的跨國空間,加上「一帶一路」納入中國的發展策略,「中外交往」這個一直備受關注的課題更形重要,我們必須具備一個立體多維、溯源歷史、着眼互動的國際視野,才能掌握未來中國與世界的形勢。

本書立足於這種大視野的格局,重新審視及探論中國與各國的歷史。全書 收錄了「中國與世界國際學術研討會」中,多位來自內地、香港、澳門、 台灣、美國、日本等地學者的研究成果,分別從中國知識分子的世界觀、 中國對外關係、中外文化互動等角度,分析及考證自古至今中國與世界的 關係。這些研究作品打破了傳統國際史的研究主調,不局限於以外交為 框架,嘗試從各種專題,例如政治活動、經濟貿易、憲制制定、傳媒刊物等研究,深入描述外國和中國的相遇和交融。

近年中國政府大力推動「一帶一路」及「粵港澳大灣區」規劃,香港的歷史 教育及研究方面也應該把握其獨有的文化與特色,從中國幅射到亞洲及至 世界,藉着探尋歷史,反思現在,從以展望未來中國與國際關係的發展。
陳明銶,香港出生,赴美升讀大學,1975年25歲獲史丹福大學博士。現任史丹福大學東亞研究中心「傑出專家」。1976至1980和1999至2009年任史丹福大學胡佛研究所研究員兼任教歷史系。1980至1997年任教香港大學歷史系,兩度獲選香港大學學生會「最佳教師」。曾任
詩富模大學(Swarthmore College)康奈爾講座教授、格奈爾大學(Grinnell College)希斯講座教授,並在加州大學(UCLA)、杜克大學(Duke University)和聖橡山大學(Mount Holyoke College)任教。
學術著作包括16冊專著,逾100篇國際學報/文集有關中國歷史、
中外關係、粵港澳研究論文,並任紐約Sharpe出版社Hong Kong Becoming China(《香港回歸中國》)12冊英文叢書總編輯。

鮑紹霖,現任香港樹仁大學榮譽教授,曾任香港樹仁大學歷史學系系
主任、香港浸會大學歷史系系主任、香港浸會大學林思齊東西學術交流研究所主任,著作及合編有《台獨幕後:美國人的倡議與政策》、《香港學者論回歸》、《台灣問題與中美關係:紛爭與怨恨的根源》、《文明的
憧憬:近代中國民族與國家典範的追尋》、《北學南移》等,以及專題
學術論文數十篇。

麥勁生,香港浸會大學歷史學系教授,當代中國研究所所長;香港中文大學歷史系文學士、碩士,德國雷根斯堡大學歷史、政治學博士。曾任教國立台灣大學歷史系,1994年加入香港浸會大學至今。教學和研究
範疇以史學方法和理論、中西近代思想史、中德文化交流和中國武術史為主。先後出版中西文專書和論文集十一種,論文五十餘篇。歷任香港考試及評核局、課程發展議會、非物質文化遺產委員會、公共博物館等公職。

區志堅,香港浸會大學博士,現任香港樹仁大學歷史學系助理教授、
香港警務處歷史學會顧問及文化力量義務學術總監等。合編書籍包括
《香港海關百年史》、《知識與傳播》、《九龍總商會七十五年》、《盂蘭
文化與當代社會》、The Perspective of the Eastern and Western Culture及The Introduction to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等,論文曾刊於
中國內地、香港、台灣、澳洲、日本、韓國等地的學術期刊。主要從事近現代中國思想文化史、香港歷史等專題研習的教研工作。
序言 跨國視野下的中外文化交流研究

麥勁生 香港浸會大學歷史系



前言 從「中國之世界城市」軟實力角度看香港特區

陳明銶 美國史丹福大學東亞研究中心



第一部 中國知識分子的世界觀的轉變

第一章 「普天之下,莫非王土」中國古代君主的世界觀──以隋煬帝為例

羅永生 香港樹仁大學歷史學系

第二章 唐代「天可汗」璽書行用的部族與地域

劉後濱 中國人民大學歷史學院

第三章 中國與葡萄牙全球化交往之「澳門因素」五百年回顧

陳明銶 美國史丹福大學東亞研究中心

第四章 來自北極熊的窺探──17 世紀俄羅斯遣使的「北京經驗」

歐陽哲生 北京大學歷史系

第五章 民族意識、鐵路利益與清葡角力

吳樹燊 廣州暨南大學歷史系



第二部 中國與世界 世界與中國

第六章 近代中日同盟思想的表與裏──以宮島誠一郎為例

戴東陽 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

第七章 「世界史地」與「國際法」知識和近代東亞「地理想像」的生產、 流通與嬗變──研究與展望

潘光哲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

第八章 晚清人士對多邊對外關係的認知

邵雍 上海師範大學

第九章 20世紀的「青島問題」與中國外交

張樹楓 青島市社會科學院

第十章 從世界革命史看辛亥革命

汪榮祖 國立中央大學歷史系

第十一章 逐漸浮現的太平洋

林滿紅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



第三部 20世紀全球局面中的中國

第十二章 1930 年代大蕭條的根源── 比較馬寅初與同期西方經濟學家的論述

何光誠 香港大學亞洲研究中心 李善文 香港中文大學歷史系

第十三章 宋美齡與抗戰初期的對外宣傳

陳英杰 台灣德琳技術學院通識研究中心

第十四章 時代的產物──20世紀中日戰爭下的《少年畫報》和《兒童樂園》

侯勵英 香港中國近代史學會

第十五章 太平洋戰爭前期蔣介石的戰後構想(1941–1943)

段瑞聰 日本慶應義塾大學商學部



第四部 中外文化互動與社會變遷

第十六章 張君勱的《國憲議》──求個人、社群和國家的有機發展

麥勁生 香港浸會大學歷史系

第十七章 以香港為觀察的跨地域表述──1950 年代《自由陣線》批評 國共及歐美政策的言論

區志堅 香港樹仁大學歷史學系

第十八章 兩種國家意識──反思中印邊界爭議

真水康樹 國立新潟大學法學部

第十九章 聯合國與中日兩國的性別平等政策

胡澎 中國社會科學院日本研究所



餘論及觀察 「中國」、「亞洲」與「世界」──同時遊弋於三個領域中的中國

鮑紹霖 香港樹仁大學歷史系
從「中國之世界城市」軟實力角度看香港特區 陳明銶 美國史丹福大學東亞研究中心 承蒙「中國與世界」學術研討會的主辦方,以及本書的編輯們誠摯邀約,現略草數言,以作前言。



本書共有論文20篇,我只是其中一篇(第三章)的作者,文集的編輯們將承擔撰寫〈前言〉的責任指派於我,可能是源於某些客觀因素,似乎是與我同時具有較多元的角色有關。事實上,這文集的作者,大部分均來自大中華地區(中國大陸、台灣、香港),而來自亞洲區的則有日本學者。我可算是來自海外/非亞洲區西方國家的與會者/論文作者之代表,而或因此身份更能配合論文集的主題—中國與世界。



我在香港樹仁大學舉行的會議首天(2011年11月17日),於下午的第17組中澳葡互動研討小組發表論文〈中國與葡萄牙全球化交往之「澳門因素」五百年回顧〉(“The Macao Factor in Sino-Luso-Global Interface: A Half-Millennium Retrospective from Portugal’s Age of Discovery to China’s Rise”)。然後,在接着的「全球化對中國的挑戰及機遇」圓桌論壇,獲論壇主席鮑紹霖教授臨時徵召,我從聽眾的身份變為特邀專題主講嘉賓,故於同一日成為「雙料演出」的參與者。在香港浸會大學舉行的會議次天(2011年11月18日),下午的「技術交流與文明變遷」研討項目(The Great Web of Relationships: Technology Transfers in Modern East Asia),由我擔任該項目論文的評論員。在這會議的兩天議程,我一人扮演三種類型的角色身份。



此外,我與本文集之出版成書也有關係,因我和香港城市大學出版社多年交往,一直合作愉快,適逢會議的次日議程,在城市大學鄰近的浸會大學舉行之便,故特別邀約當時城大出版社的鄺子器社長及編務總監(即現副社長)陳家揚先生一同出席會議的午餐,並介紹予會議主持人,也是本文集的主編者,即兩所大學的歷史系系主任鮑紹霖教授及麥勁生教授。因為我曾充任中介的角色,所以撰寫〈前言〉的責任落於我身上,反映我在此文集的幾重角色。



2017年5月,於北京舉辦的「一帶一路」國際峰會,可以說是象徵性的奠定中國全面向世界進軍的初步成果。「一帶一路」策略的源起,是2013年秋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訪問印尼及中亞細亞國家哈薩克時所大力倡議,配合其復興中華民族的「中國夢」含意,中國在世界舞台擔當非常重要、甚至領導的角色。中國希望借此計劃與各參與國家,可以透過和平友好合作方式,共同促進地區穩定及長遠發展。這計劃有很大的跨國、跨文化、跨地域的大同願景。



若從客觀歷史的尋根追源,「一帶一路」計劃並非習氏2012/2013年掌政後憑空而出的策略性大突破,可以說已經有兩方面的具體跨國式合作機構作基礎。如果討論「一帶」的陸上「絲綢之路」,當然可以追溯到漢唐盛世時,經西域和中亞細亞至歐洲的交往,而中國與俄羅斯兩國,攜手創立「上海五國會晤」機制(即中國、俄羅斯、哈薩克、吉爾吉斯及塔吉克),並後來共同在2013年6月15日,成立一個新的國際機構,即「上海合作組織」(Shanghai Cooperation Organization),正可以平衡自2001年秋,遭受911恐怖襲擊以後,美國加強針對中亞細亞的重點戰略關注。



上海合作組織(以下簡稱「上合組織」)的創始成員國家包括中國、俄羅斯、哈薩克、吉爾吉斯、塔吉克及烏茲別克。這後者四國,都是前蘇聯於1991年解體後新獨立的中亞細亞國家,正是漢唐時絲綢之路在西行途經的國家,故承接絲路的歷史發展。(巴基斯坦和印度在2017年6月加入上合組織,另外有:蒙古國、伊朗、阿富汗和白俄羅斯四觀察員國)。上合組織各國起初關注戰略與安全的聯繫合作,後來擴大至政治、經貿、科技、文化、教育、能源、交通、環保及其他領域均有密切協調,形成一個中、俄及中亞細亞的跨境網絡和跨國之合作系統。上合組織每年舉行一次成員國的國家元首正式會晤,定期舉行政府首腦會晤,輪流在各成員國舉行。習近平於2017年6月,作為他出任國家主席後,第三次到哈薩克的國事訪問,並出席上合組織的第17次峰會。哈薩克正是習氏2013年第一次到訪時,提出「一帶一路」的發源地。



至於「一路」的「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其近代的源起為1999年12月澳門回歸中國。由於中葡兩國,在澳門回歸的過渡期,雙方充分合作,中葡友好使北京利用澳門的葡萄牙歷史經驗和文化遺產,所以後殖民地時期的澳門可以搖身一變,擔當中國與葡語國的交往平台新角色及橋樑作用。成為促進中國和葡萄牙及其他七個葡語系國家(Lusophone bloc)發展友好合作關係的重要基地城市。「中國-葡語國家經貿合作論壇」(簡稱為中葡論壇、澳門論壇)在2003年10月12日,正式在澳門成立,當中成員包括三洋四洲(亞洲、美洲、歐洲、非洲)的8個葡語國家(安哥拉、巴西、佛得角、東帝汶、幾內亞比紹、莫桑比克、葡萄牙、聖多美和普林西比),共同擁有領土超過120萬平方里、人口超過2.6億,以及豐富的自然資源。中葡論壇峰會每三年於澳門舉辦一次,至今已舉辦5次,如2016年10月中國總理李克強曾往澳門特區主持中葡論壇的峰會。



中國與葡語國家的經貿合作,在中國與發展中國家的投資商貿關係中佔相當高的比例,尤其是中國與南美洲的最大國家巴西的經貿往來,中國是巴西對外的最重要夥伴。而中國與安哥拉的經貿來往是佔中國在整個非洲中的八成以上,構成一個ABC(即Angola安哥拉、Brazil巴西及China中國)的重點三邊關係。可以說「一帶一路」正式倡議前十年,已經有一個雛形跨國聯繫合作的共同組織。而且代表陸上之絲路的上海合作組織總部設在中國的上海,而中葡論壇的常設秘書處設在澳門特區,所以這兩個跨國體系,絕對是以中國作為核心主軸的國際擴散式的全球網絡系統。



從客觀的時序來看香港政界、學界、商界討論中國的和平崛起,和中國在國際舞台日漸昌隆的影響力覆蓋,都是最近幾年的事,而「一帶一路」更加是最近兩至三年的新話題。鮑教授和麥教授學識精湛,對中外文化交流、中國外交及列國對華政策等課題的研究與教學,甚具心得,兩位教授所代表的樹仁和浸會兩所大學歷史系,能夠洞悉先機、先拔頭籌,在2011年,已經具有獨特的學術視野、廣闊胸襟及長遠的眼光,在當年秋天舉辦「中國與世界」國際學術研討會,絕對是一個超越時代、有突破性的歷史學界創舉盛事。



這學術研討會旨在研究中國自先秦至當代,中國與世界各地社會、經濟、政治及文化交流,尤以中外文化交流、中國歷代外交政策及列國對華政策為重點討論的課題,是次研討會讓與會者分享有關中外政治、社會、經濟及文化交流及互動的研究成果。若以地沿政治角度分析,甚至會議場地分別在香港島的樹仁大學及九龍半島的浸會大學舉行,而兩所大學校園分別位於維多利亞港的兩岸,設計相當巧妙、平衡和對等。



如今本書出版面世,可以和大家分享在會議中提出的論文,的確是一樁美事。因為會議至今已經五年多,有部分在會議裏發表的精彩論文已經在另外的期刊或書籍出版了,所以文集內的20篇文章不能完全反映會議整體的研究課題範圍及學術研討的要點精華。



如以香港歷史教育的基本角度來看,香港發展歷程中的最重要因素,自始至今,亦在可見的將來仍然維持的,正是「中國因素」(China factor)。1841年英國利用鴉片戰爭打敗清朝割佔香港,目的不是只有疏落漁村的小島,而是藉香港作為跳板,來進軍發展龐大的中國市場。而過去百多年英治時代,香港的居民從來是華人最多,佔總人口95%以上的香港人以中文為母語。在社會、文化、經濟等領域,香港/香港人都與中國大陸有非常密切的必需聯繫。



鴉片戰爭之後,1842年的中英《南京條約》,開展近代中國對外關係最陰暗悲慘「不平等條約」的一個世紀。《南京條約》其中一項重要條款,正是把香港割讓給英國成為它的殖民地。這條約亦演變成嗣後70年間清廷無能戰敗、割土求和、喪權辱國的應付列強侵略的外交模式。換而言之,香港的近代歷史,不獨是1841年至1997年英國殖民地統治期的本地歷史,更是英帝國主義侵華歷史的具體表徵,也是現代中國國際關係歷史中非常重要的一面。



正因英治香港這不光彩的歷史起源,甚至可以說是有嚴重認受性危機的英治殖民地身份,香港這殖民地角色難以合理化。尤其是二次大戰以後,西方殖民地帝國主義開始沒落,在亞洲及非洲甚多西方殖民地脫離帝國主義者統治而自立,所以1950年代以來至1997年為止,港英殖民地當局只能夠在對外旅遊及經貿投資等層面的宣傳,均刻意系統化地迴避香港的國家歸屬問題,以及香港人本身的國民/公民身份認同及國籍的取向(national identity, citizenship)。



一直以來,港英當局跨過香港在國家定位的問題,反而強調香港為所謂自由港、高度發展的國際城市。英殖官方刻劃的對外宣傳,是以香港作為世界商貿金融航運中心城市,同時加強讚譽香港在東亞及東南亞的功能性價值—自由貿易港、全球交通航運樞紐、國際經貿的重要集散地及輕工業的製造業中心工廠區等貢獻。然後在1980年代中國的改革開放時,英殖政權甚至強調香港是世界各國踏入中國的最佳通道和橋樑。



但如果細心分析英殖時代的具體政策措施及運作模式,香港是不是達到真正的國際化和寬廣多元的環球化/世界性呢?還是狹窄的英國色彩或英聯邦化呢?例如當時在高等教育方面,只承認英國及某些英聯邦大學所頒發的學位為「合法學位」,成為公務員招聘、晉升及有關官方資助機構(如學校)與專業資格(如醫療、法律、工程、建築等)等有關方面的唯一標準。非英國大學的學位不被英殖政府承認,只能出任「文憑教師」而非「學位教師」,兩者待遇大有落差。這到底是否真實的環球性、國際化的社會,還是英化呢?這值得現今年輕尋根者或要向他們父母輩、祖父母輩加以了解。



甚至我們這個會議主辦方本身的歷史也可以反映,現時的樹仁大學,即當日的樹仁學院,當年是很有勇氣維持本科四年制不變的私立院校,抗拒港英殖民地當局的政治壓力、行政干擾、不受官方威逼利誘,而維持本科四年的學制。由於樹仁學院拒絕使用英式的本科三年學制,不願重演中文大學、浸會大學和嶺南大學在英殖政權的教育改革,被逼迫改變四年學制的悲劇,因此樹仁學院在1997年前,備受英殖官方壓力和排斥。若從大學本科學制看,港英殖民地政府的教育法規,實際上是英國系統和風格,但絕對不是真正的國際主流。事實上,這英式的大學本科三年學制,與國際高等教育主流的體系,形成非常尖銳的分歧;這主流本科四年學制是台灣海峽兩岸和美國之標準型格模式,美國正是除中國大陸以外,香港最重要的經濟和技術轉讓夥伴。



在英治時期,香港本地歷史的課程從來不是一門重要學科。英殖官方故意漠視,甚至以行政手段和法律規限來壓制香港華人的中華文化和民族意識,長期歧視中文,特別迴避或淡化「中國因素」對香港歷史發展的極端核心重要性,與香港在中國近代歷史演化經緯的突出角色。我一直主張改革香港的歷史教育,在中國近代史和香港地方史的課程設計方面,香港本地的中小學歷史課程中,要重新討論和評估中國近代史中的香港史的比重,以及加強香港要素在中國近代史主流的功能影響。從歷史學術教研而言,香港近代歷史起碼在五方面與中國近代史極重要的課題,有直接密切的關連:



一、香港和中國內地,尤其廣東省和東南沿海地區,在地緣、經濟、文化、人口流動與社會網絡均有緊密的關係,所以香港歷史是整個華南區域研究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近代中國不少重大的變革和中外衝突,如第一、第二次鴉片戰爭、晚清改革派、革命黨領導人物的主要活動及思想源起、國共兩黨的第一次統一戰線,和1925年至1926年的省港大罷工,都以廣州和香港作為歷史舞台,是發揮外來勢力對中國影響的重要渠道。



二、近代中國對外關係歷史上的不平等條約制度,始自割讓香港的1842年《南京條約》,九龍半島的割讓又是第二次鴉片戰爭1860年《北京條約》的產品。1997年主權回歸的歷史伏線,就是在1898年中英簽訂99年期的新界租約,這正是英國利用其國際政治優勢,對1895年中日甲午戰爭《馬關條約》的反響(隨着俄、法、德三國藉迫日還遼的行動,乘機在中國劃分勢力範圍,是英國以其作為在華最具實力的外來強國身份,趁火打劫,也要求分一杯羹的索償品)。事實上,西方列強對近代中國的侵略,其壓迫程度之嚴重、滲透範圍之深遠和霸權維持時期之長久,以英帝國主義為最甚。香港作為英國在遠東,尤其在中國海疆的政治、軍事、經濟、交通的重鎮,自然成為中英衝突的前線和爭議的焦點。遠自1856年「亞羅船事件」演變成第二次鴉片戰爭,1920年代的兩次大罷工,至1948年九龍城寨風波導致廣州沙面英領事館被焚燒等歷史里程碑,可見香港歷史在很大程度上,是近代中國對外關係歷史的一個縮影;而香港華人過往一百多年的反英殖和愛國群眾動員,則是近代中國民族主義和反帝國主義鬥爭的重要章節。自1937年夏至1941年冬香港淪陷前,中國對日本抗戰初期,國內各種團體和人物利用香港為中立地區之方便,進行愛國活動,而1942年至1945年間以新界及珠三角地區為地盤的東江縱隊的抗日事跡,更是香港華人愛國歷史的光輝片段。



三、近代香港的發展,由英治初期人口逾萬的海島漁村小社區,至現今七百多萬人口的國際大都會、亞太經貿金融運輸通訊樞紐,是極其重大的發展轉化成果。雖云這近代香港的成功故事,是在英殖政權的典章制度和重商政策下所形成的,但一直以來,香港基本上是一個華人社會,很大程度上依靠中國內地和海外華人的資源、人力、市場,故絕對是一個華人城市和華人經濟體系成功發展的歷史經驗,在近代中國社會和經濟的現代化改革開放的歷史研究,香港的特殊典範當然應佔一極重要的地位。從另一層面來看,香港可被視為一個出色的「經濟特區」,可與近代上海和其他租界商埠在中國現代化進程作比較研究,相互輝映。



四、香港自1841年英殖管治至1997年回歸中國之156年間,大量投入資源發展市政建設,各項填海移山闢地工程、公共房屋、新市鎮、集體運輸網絡等重大基礎設施的策劃、興建、營運,均是令香港被視為全中國最現代化大城市的「硬體」(hardware)基礎。但香港長期在外國殖民地管治下的中外交流的文化意識,亦使香港市民與中國內地城市居民在心態、世界觀及價值的取向有所不同。這種「軟體」(software)上的差距,也造成香港都市文化的某些特色,甚至有國際學者把香港視為西方列強在中國所設立規模最大、時間最長久(直至1997年,比西方各國在華租界均於1941 /1945年終止,多了半個世紀)的「超級租界」。因此香港的特殊城市發展歷程和市民心態行為模式,都是研究近現代中國城市歷史、中國區域發展和中國現代化硬體和軟體建設的一個極為重要、值得作比較對照研究的「非大陸模式」、「非純本土化/華化」發展歷程的指標性研究對象。過往曾有學者作「雙城」式研究,如香港與廣州,或香港與上海的都市化歷史比較,今後這方面的學術研究可大力推進。



五、香港自1841年,因海疆地理環境的便捷,英帝國自由港的比較開放機制,和作為當時世界最強大的英國遠洋商船網絡在遠東重要港口的優勢,很快變成中國海外移民的重要出國/出洋港口。正因香港鄰接廣東,所以粵籍華人移民海外,不少是經香港的設施服務。對出洋至北美、澳洲的華工和到英屬東南亞、加勒比海和非洲的苦力華工和華商,香港幾乎是必經的出國口岸和後援中心。而香港亦漸成中國主要「僑鄉」(如珠江西岸的台山、中山、新會、開平、恩平諸縣)與聚居海外華人連繫的樞紐重鎮。滙豐銀行的中文全名反映香港作為海外華人滙款回鄉的主要渠道,所以香港在近代中國海外移民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在二次東西冷戰年代,因中國共產黨政府與海外交往受限制,英治香港承擔中國大陸與海外華人聯絡的特別渠道,甚至1957年開始的每年春秋兩回舉辦之廣州國際交易會,也是借助海外華人與外商較易往來香港的有利條件。1980年代以來,大量香港人到海外升學與移民,更造成海外「華埠」(China towns)變成「香港埠」(Hong Kong towns)的新現象。加拿大的温哥華(Vancouver)常被笑稱為「香哥華」(Hongcouver),是因為近年多港人移居,佔當地人口三成,可知港人過往的海外發展已是華人移民史和世界移民歷史的重要課題。



綜觀自晚清的洋務運動至1979年以來,中國內地的開放改革,香港的人才、技術、資金、制度、設施、法規、關係網、長期國際交往和企業經營管理經驗等,均在內地的現代化歷程上發揮正面反饋作用;而外國資本主義/帝國主義在華的經濟活動,也常藉香港的人、事、物和渠道來進行。例如直至第二次大戰,在香港成立的滙豐銀行就是在華最具規模的外資金融機構,對當時中國的銀行業、外滙、貨幣政策均有舉足輕重的影響,可見在中國近代史上存在着極其深遠影響的「香港因素」(Hong Kong factor)。反面言之,較全面、深入、平衡的香港歷史,也應該有更完整和穩固的事實基礎來反映內在條件和外在歷史大環境。在這方面,「中國因素」就是最不容漠視或迴避的基本考慮,所以較完善的香港歷史教研,必須積極納入「中國因素」為其歷史背景和分析基礎。正如1841年至1997年英治時期的香港歷史一樣,是中國近代史上不應被忽視的環節。例如香港在1997年夏主權治權回歸,在中國大陸政府有效管治範圍之內,這種中國國家領土統一,對民族意識和國家主權定位的重要含義。換而言之,香港史的研究亦應成為中國近代史的重要成分。



現引用知名香港與國際社會聯繫的事例:孫中山素與香港有很深的淵源,在香港接受中學和醫學教育,後來他從事反清以至國民革命,與香港有密切關係。而孫通曉英語,周遊列國,其世界觀和與國際交流的能力是受到香港教育的影響,受香港在國際戰略地位作用的客觀條件和機會影響。孫中山的成就對20世紀中國有絕大的影響,甚至影響21世紀中國的香港特區歷史身份。



香港在回歸中國主權後,終於可以擺脫英殖時期的英式作風,大學改回本科四年制。2017年是香港回歸中國的20周年,因此,正是適當時機,重新根據客觀歷史事實檢討香港特區作為華人社會及中國一部分的角色和定位。鴉片戰爭後割讓香港被視為近代中國的開端。而1997年以後一國兩制的50年過渡期,到2047年,最終是否達到中國大陸和香港特區的全面融合(full scale merger-convergence)還是未知之數。



30年後,即2047年,屆時的基本法、一國兩制等憲制、行政架構等,可能要面臨改變。故現在香港年青人對中國應該有一定的了解,要深入、客觀、全面地掌握中國歷史文化和現時發展的「中國知識」(China knowledge)。香港必須要以較平衡和廣闊的全球角度來觀察,能夠本着尊重事實、公正、謹慎的基礎,來推動中國近代史和香港本地歷史,整合優化新課程的教學及研究,對香港作為中國特別行政區的公民教育、主權回歸後香港華人的民族認同感和本土文化的培育,皆有重大的實質意義和長遠的正面作用。



以後中國的香港,可能要在數方面的軟實力(soft power)或在文化思想的軟件上,加強關注和努力,以主動向前推進香港在中國的定位,包括香港與近鄰亞洲地區的交流和香港的世界角色。由於21世紀會可能是亞洲太平洋世紀(Asia-Pacific century),而香港一直以來被喻為太平洋沿岸西端的國際重鎮、金融中心。現今香港政府在宣傳香港時,強調自身是中國及亞洲的國際城市;當然,這是有賴現在學術界、教育界、學生們的共同努力。我們對此相當感激樹仁大學和浸會大學的歷史系承擔這個重要的開拓性、突破性任務,希望以後同類型的「中國與世界」學術會議可以多舉行,範圍更廣,內容更豐富,更多來自世界各地的參與者。在這層面來說,此文集只是我們的「開胃前菜」。



近年,「一帶一路」給予香港和海外華人機遇和挑戰,加上最近中國政府倡導「粵港澳大灣區」跨境合作發展的願景,也是香港一個重要的發展機會。因此,香港應同時三軌(中國、亞洲及世界)並進,在已有認識的歷史、文化、人物與事例中,多了解中國、亞洲及世界,特別是香港華南近鄰也是近親的珠三角。這「粵港澳大灣區」策略概念,為粵港澳城市群未來的發展帶來新機遇,使香港能夠從區域經濟合作提升,通過與「一帶一路」同步發展的平台、渠道,上升到全方位對外開放的國家級全球化戰略。這兩大發展願景的藍圖,也賦予香港新使命。提供香港人在內地與世界各地,更多探索發揮才能的潛在機會和實現具體發展的空間,促進香港同時變成更大中華化和全球化。



近年,全球化(globalization)討論相當熾熱,香港在回應利用全球化機遇同時,應注意其存有挑戰和隱憂,亦同時借鑒中國和外國前例,避免出現過度發展危機(over-development crisis)。今後中國的可持續發展,香港能夠有突出的功能角色貢獻,積極作出正面反饋,自然而且必然要繼續作為中國與世界的聯繫者。而一般香港的學生均有中英雙語的能力,他們與世界交流時較為方便。



誠盼香港學界師生必須克服香港先天性根本缺陷和現實局限困難,傾心盡力,踴躍教導與學習中港歷史的整合課程,而本着與時俱進和持之以恆的精神,進一步深化、擴大跨越中港歷史課程兼容並包的整合,透過中港歷史整合課程的內涵資訊,可消解部分民眾在政治心理和情感上,對國情/區情教育仍有了解不足的謬誤認知。中港歷史課程當要更盡其能,一環扣一環,有效傳承和弘揚中華文明,以深厚的中國知識底蘊為依託,為香港青少年對身份認同之追尋及價值觀重構的社會軟實力,全面打造建設正能量的基礎。而特區與大中華關係的發展息息相關,可以產生重要的連鎖啟蒙效益,滋養和培育有國家觀念、香港情懷、世界視野的新一代,自然使其影響更廣泛、宏大、深遠,取得積極成果。



香港人在特區內部,要珍惜、維護、捍衞、加強、促進和拓展香港的核心價值—自由、民主、法治、人權、正義、公平、廉潔、開放、寬容與多元等,這些都是至關重要的軟實力基石,使香港成為具高世界標準和普遍認受性的民間社會,以及高效運作及有特別貢獻的國際樞紐城市。而其普世價值觀是關鍵的軟件資產和不可忽視的因素,確保香港與文明世界/先進發達國家的無縫暢順聯繫,構成香港強大的整體軟實力和全球吸引力,這些往往是中國大陸城市所缺乏的。香港人必須盡全力積極防範香港之軟實力受到威脅和侵蝕。中國21世紀的全球戰略為香港特區的軟實力的向外投射提供助力,而後者亦會轉向貢獻前者,可望催生以「中國—亞洲—全球」聯繫為主軸、具有深刻全球戰略意義和重要功能,處於「第三波全球化」前列的世界城市—香港。



香港人在超出特區邊界範圍以外,既要全面掌握「中國知識」,更進一步,也要有遠大的中國與世界交互性望向意識,多進行對東方與西方整體性國情之橫向比較、歷史經驗與現代問題之縱向研究,客觀、全面的認識中國和西方國情。希望藉此學習觀摩,最終可達到理解和認識世界,即「立足香港,連合祖國,放眼世界」。香港人能主動探索,可擁抱未來。



所以若期盼香港在大中華的大家庭中擔任一個成功的、有貢獻的、走在時代前端的世界城市和國際金融、商貿、通訊和運輸中心,必然要認定確保香港不會變成中國的另一個普通城市,應積極思考框架外的出路。所有香港人都要竭盡全力超越狹隘、自我約束的過度強烈「本地主義」綜合導向,以及阻止排外情緒,更絕對不能夠抱有故步自封的孤島心態。



盼望香港人應該和必須要同時向三線—大中華、亞洲和世界—進軍,加強對中國、近鄰亞洲和全世界的了解。思考香港之前途,要清晰了解和支持香港在21世紀的新定位,即作為非常成功和高效能的「中國之世界城市」(China’s world city)。香港人作為「香港中國人」,正正就要加深國家觀念和對中國的了解,亦須把香港放在更廣闊的全球文化、政治、經濟脈絡之中,必須盡全力防止香港之對外聯繫互動和國際性功能表現的減弱。



若本書能夠加強香港和大中華人士對於這幾方面的更大關注,引起各界對書中關鍵課題的迴響,便是作出了正面貢獻,值得仔細閱讀參考。



陳明銶

2017年6月21日 夏至

於美國史丹褔大學東亞研究中心

(本文稿承蒙樹仁大學歷史系林浩琛君協助筆錄口述及整理,謹此申謝。)

關鍵字詞: 歷史|國際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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