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序：中國改革回憶錄
幾年前退休後開始整理自己的平生論著，以著作少知名天下，殊不知整理起來才知道多得很。英語文章的整理還不到十分之三，好些文稿找不到，還在找，不知何年何日才大功告成矣。以結集為書算，中語的共二十一本，其中三本是另行組合——例如《五常談教育》——所以實際可算的只有十八本，也是洋洋大觀了。
中語文章的整理快完工了。阻遲了是因為《三岸情懷》與《存亡之秋》沒有存書，要找尋。前者的增訂本已面市，後者是最後一本要整理的，此文是該書的序言。當然，我還在繼續寫。一稿兩發港台二地，加上神州大地電腦普及，國內與外地的轉載凡數十處，有那樣多的讀者支持，欲罷不能也。
花千樹的老總建議我把《三岸》與《存亡》二書與此前增訂過的三本與中國經濟改革有關的合併，作為一個系列。這建議不錯，雖然《三岸》不是專注於中國的經改，但加進此系列也說得通。以系列處理，設計當然要相同，而前三本既然由我自己以書法題字，後二本也應該如此，所以《三岸》與《存亡》初版時周慧珺老師的書法不能再用。困難是《三岸情懷》中的「情懷」二字連接著有豎心旁，是書法的大忌，很難寫得好。我寫了無數次，然後由周老師選一幅認為滿意的。其中老師認為「三」字寫得最好；我自己選「岸」字；周老師的姊姊（曾獲書法獎）選「情」字；其他的人大都選「懷」字。英雄所見不同也。
以初版的先後次序排列是這樣的：《中國的前途》（一九八五），《再論中國》（一九八七），《三岸情懷》（一九八九），《存亡之秋》（一九八九），《中國的經濟革命》（一九九三）。後者在二○○二年再版時，補加了不少文章，因而在書名之前加上「二十一世紀看」幾個字，花千樹稱之為「世紀版」。
這裡有一個問題。《革命》的「世紀版」有四篇文章在《存亡之秋》出現過，重複了。這次《存亡》再版，為保持原貌，不刪除。解決的辦法，是把《存亡》之價訂低為四十元，對捧場客有個交代。
關於中國改革的分析及作出一些建議，血濃於水，我曾經老老實實地下過工夫。那時寫幾篇，這時寫幾篇，時而繼續，時而中斷，不覺得怎樣。然而，這次整理，系列五本加起來近五十萬字，甚具威勢，免不了有點自豪。我替這系列起了一個名目，叫作《中國改革回憶錄》，要求花千樹精製布面書套，請周老師題字，把系列五本放進去。訂價多少呢？原價加起來是二百七十，加書套成本是三百，訂價二百吧。時窮「節」乃見，折後二百也不會容易出售。精製數百書套，賣不出送禮給朋友總有點意思吧。要捧場的讀者請預早訂購，好叫不會精製過多，送出去也沒有人要！
閒話休提，言歸正傳。中國的改革史無先例，雖然關注的人多，研究者大不乏人，但時來風送滕王閣，一九七九年我開始觀察，一九八一年開始動筆，在關鍵性的八十年代，大部分時間全力以赴，其間有一段長時期得到中國政府的協助，九十年代或斷或續地觀察、動筆，以迄於今。可以這樣說吧：雖然在九十年代對中國改革的關注若斷若續，我是唯一的從中國開放到今天不斷地分析其改革的經濟學者。這是機緣巧合，自己認為應該做的儘可能做得好一點。
二十多年來，外地學者分析中國改革的文字不少。這些著論與《中國改革回憶錄》的五卷分析，是兩回事，毫無相似的地方。有兩個原因。其一，雖然我不是身在廬山，但任職於香港是近看，自一九七九年起國內改革的訊息絡繹不絕。加上得到國內提供了不少承包合約等文件，而一年中我總有幾次到國內查詢，所知的雖然不及周其仁等身在廬山的人，但比起老外卻遠為優勝了。
其二，更重要的，是闡釋中國的改革發展，我用的理論基礎是三十多年前我參與創立的新制度經濟學，對中國的改革如魚得水。奇怪的是，眾多對這門學問有研究的老外，沒有一個對中國的改革動筆。動筆的是那些搞產出函數或什麼方程式之作。學術上的觀點分歧，不容易找到我和這些方程式對中國改革的看法更為風、馬、牛不相及的例子了。
今天重讀上述的五卷《回憶》，恍若隔世。我對自己昔日的分析與推斷是滿意的。不是說昔日之見與今天的看法完全一樣。大概與重點是一樣的，但在這兩年的整理修訂時，除了文字上的一些修改，我保持原文的看法不變。認為昔日是錯了的推斷我也保存著，好叫將來的歷史學者知道一個身在其中的人對中國改革怎樣想，怎樣看。今天的觀點有所改變，或文後的發展需要補充，我以後記處理。每篇文章，每個後記，我都說明日期或年份，讀者要注意了。
真的是一套回憶錄。是個人自己的記錄：每篇文章，每個後記，都清楚地表達著當時自己的觀點，自己的看法。只不過是二十年多一點，是短暫的歷史，但自己重讀，中國發生的事情那麼多，轉變得那樣快，驚心動魄，好像自己是在驚濤駭浪中生活了幾個世紀！
不單是我個人的感受吧。任何上了年紀的，自八十年代初期到國內投資生產或做生意的，初時頭破血流，到後來經得起風浪而有所斬獲的商人，應該與我的感受相同。不幸的是有不少商人慘遭淘汰。這些不幸是一個大時代的轉變中無可避免的。雖說被淘汰的是不適者，但他們對中國的改革有貢獻，正如衝鋒陷陣的士兵一樣，醉沙場，不見經傳，但他們協助了歷史的轉向，炎黃子孫要感謝他們。
我們知道有些人，是擦鞋專家，阿諛奉承，贏得些政治甜頭。我們也知道另一些人，受過文革的苦頭，或中了口號、熱情之計，痛定思痛，怎樣也不相信共產黨會把中國的經濟搞起來。然而，事實上，中國的經濟是搞起來了。
是的，中國的經濟改革走過了千山萬水。還有數之不盡的需要改進的地方，我們還可以破口大罵，但這些餘下來的缺失，某程度可見於先進之邦。我們當然希望中國能繼續改進，而我自己深信是會繼續改進的。然而，從樂觀的角度看，大部分的難關已過，北京的頭頭只要繼續堅持，以民生為己任，二十一世紀的世界經濟以中國為首，當無疑問。
我因此認為我這套書分五卷的《中國改革回憶錄》，可以傳世！要為上述的精製書套選一個閒章來粉飾一下，有感而發，我選了一個刻著龔自珍的詩句：
挑燈人海外
拔劍夢魂中
張五常 二○○三年六月
幾年前退休後開始整理自己的平生論著，以著作少知名天下，殊不知整理起來才知道多得很。英語文章的整理還不到十分之三，好些文稿找不到，還在找，不知何年何日才大功告成矣。以結集為書算，中語的共二十一本，其中三本是另行組合——例如《五常談教育》——所以實際可算的只有十八本，也是洋洋大觀了。
中語文章的整理快完工了。阻遲了是因為《三岸情懷》與《存亡之秋》沒有存書，要找尋。前者的增訂本已面市，後者是最後一本要整理的，此文是該書的序言。當然，我還在繼續寫。一稿兩發港台二地，加上神州大地電腦普及，國內與外地的轉載凡數十處，有那樣多的讀者支持，欲罷不能也。
花千樹的老總建議我把《三岸》與《存亡》二書與此前增訂過的三本與中國經濟改革有關的合併，作為一個系列。這建議不錯，雖然《三岸》不是專注於中國的經改，但加進此系列也說得通。以系列處理，設計當然要相同，而前三本既然由我自己以書法題字，後二本也應該如此，所以《三岸》與《存亡》初版時周慧珺老師的書法不能再用。困難是《三岸情懷》中的「情懷」二字連接著有豎心旁，是書法的大忌，很難寫得好。我寫了無數次，然後由周老師選一幅認為滿意的。其中老師認為「三」字寫得最好；我自己選「岸」字；周老師的姊姊（曾獲書法獎）選「情」字；其他的人大都選「懷」字。英雄所見不同也。
以初版的先後次序排列是這樣的：《中國的前途》（一九八五），《再論中國》（一九八七），《三岸情懷》（一九八九），《存亡之秋》（一九八九），《中國的經濟革命》（一九九三）。後者在二○○二年再版時，補加了不少文章，因而在書名之前加上「二十一世紀看」幾個字，花千樹稱之為「世紀版」。
這裡有一個問題。《革命》的「世紀版」有四篇文章在《存亡之秋》出現過，重複了。這次《存亡》再版，為保持原貌，不刪除。解決的辦法，是把《存亡》之價訂低為四十元，對捧場客有個交代。
關於中國改革的分析及作出一些建議，血濃於水，我曾經老老實實地下過工夫。那時寫幾篇，這時寫幾篇，時而繼續，時而中斷，不覺得怎樣。然而，這次整理，系列五本加起來近五十萬字，甚具威勢，免不了有點自豪。我替這系列起了一個名目，叫作《中國改革回憶錄》，要求花千樹精製布面書套，請周老師題字，把系列五本放進去。訂價多少呢？原價加起來是二百七十，加書套成本是三百，訂價二百吧。時窮「節」乃見，折後二百也不會容易出售。精製數百書套，賣不出送禮給朋友總有點意思吧。要捧場的讀者請預早訂購，好叫不會精製過多，送出去也沒有人要！
閒話休提，言歸正傳。中國的改革史無先例，雖然關注的人多，研究者大不乏人，但時來風送滕王閣，一九七九年我開始觀察，一九八一年開始動筆，在關鍵性的八十年代，大部分時間全力以赴，其間有一段長時期得到中國政府的協助，九十年代或斷或續地觀察、動筆，以迄於今。可以這樣說吧：雖然在九十年代對中國改革的關注若斷若續，我是唯一的從中國開放到今天不斷地分析其改革的經濟學者。這是機緣巧合，自己認為應該做的儘可能做得好一點。
二十多年來，外地學者分析中國改革的文字不少。這些著論與《中國改革回憶錄》的五卷分析，是兩回事，毫無相似的地方。有兩個原因。其一，雖然我不是身在廬山，但任職於香港是近看，自一九七九年起國內改革的訊息絡繹不絕。加上得到國內提供了不少承包合約等文件，而一年中我總有幾次到國內查詢，所知的雖然不及周其仁等身在廬山的人，但比起老外卻遠為優勝了。
其二，更重要的，是闡釋中國的改革發展，我用的理論基礎是三十多年前我參與創立的新制度經濟學，對中國的改革如魚得水。奇怪的是，眾多對這門學問有研究的老外，沒有一個對中國的改革動筆。動筆的是那些搞產出函數或什麼方程式之作。學術上的觀點分歧，不容易找到我和這些方程式對中國改革的看法更為風、馬、牛不相及的例子了。
今天重讀上述的五卷《回憶》，恍若隔世。我對自己昔日的分析與推斷是滿意的。不是說昔日之見與今天的看法完全一樣。大概與重點是一樣的，但在這兩年的整理修訂時，除了文字上的一些修改，我保持原文的看法不變。認為昔日是錯了的推斷我也保存著，好叫將來的歷史學者知道一個身在其中的人對中國改革怎樣想，怎樣看。今天的觀點有所改變，或文後的發展需要補充，我以後記處理。每篇文章，每個後記，我都說明日期或年份，讀者要注意了。
真的是一套回憶錄。是個人自己的記錄：每篇文章，每個後記，都清楚地表達著當時自己的觀點，自己的看法。只不過是二十年多一點，是短暫的歷史，但自己重讀，中國發生的事情那麼多，轉變得那樣快，驚心動魄，好像自己是在驚濤駭浪中生活了幾個世紀！
不單是我個人的感受吧。任何上了年紀的，自八十年代初期到國內投資生產或做生意的，初時頭破血流，到後來經得起風浪而有所斬獲的商人，應該與我的感受相同。不幸的是有不少商人慘遭淘汰。這些不幸是一個大時代的轉變中無可避免的。雖說被淘汰的是不適者，但他們對中國的改革有貢獻，正如衝鋒陷陣的士兵一樣，醉沙場，不見經傳，但他們協助了歷史的轉向，炎黃子孫要感謝他們。
我們知道有些人，是擦鞋專家，阿諛奉承，贏得些政治甜頭。我們也知道另一些人，受過文革的苦頭，或中了口號、熱情之計，痛定思痛，怎樣也不相信共產黨會把中國的經濟搞起來。然而，事實上，中國的經濟是搞起來了。
是的，中國的經濟改革走過了千山萬水。還有數之不盡的需要改進的地方，我們還可以破口大罵，但這些餘下來的缺失，某程度可見於先進之邦。我們當然希望中國能繼續改進，而我自己深信是會繼續改進的。然而，從樂觀的角度看，大部分的難關已過，北京的頭頭只要繼續堅持，以民生為己任，二十一世紀的世界經濟以中國為首，當無疑問。
我因此認為我這套書分五卷的《中國改革回憶錄》，可以傳世！要為上述的精製書套選一個閒章來粉飾一下，有感而發，我選了一個刻著龔自珍的詩句：
挑燈人海外
拔劍夢魂中
張五常 二○○三年六月
目錄
新序：中國改革回憶錄
原序
一、特權利益與通貨膨脹
私產化與特權利益的衝突——中國體制改革的經驗（附後記）
大家齊來「撈一把」（附後記）
中國的通貨膨脹（附後記）
二、我們的一些建議
解決中國金融財政困難的十個建議
關於中國推行股份制的一些建議
三、趙紫陽與佛利民
大同與小異——評趙紫陽與佛利民的歷史性會談
趙紫陽與佛利民的對話
假若趙紫陽是個獨裁者（附後記）
四、社會主義的現代化
「資本主義」與「社會主義」的大同（附後記）
繁榮三大因素：自由、私有、市場
北京聽眾問得高明，佛利民答得清楚
新序：中國改革回憶錄
原序
一、特權利益與通貨膨脹
私產化與特權利益的衝突——中國體制改革的經驗（附後記）
大家齊來「撈一把」（附後記）
中國的通貨膨脹（附後記）
二、我們的一些建議
解決中國金融財政困難的十個建議
關於中國推行股份制的一些建議
三、趙紫陽與佛利民
大同與小異——評趙紫陽與佛利民的歷史性會談
趙紫陽與佛利民的對話
假若趙紫陽是個獨裁者（附後記）
四、社會主義的現代化
「資本主義」與「社會主義」的大同（附後記）
繁榮三大因素：自由、私有、市場
北京聽眾問得高明，佛利民答得清楚
原序
以《存亡之秋》作書名，藉以形容中國大陸經濟改革十年後的今天所遇到的衝擊與困難，以及面臨的時勢，驟眼看來似乎是過於誇張了。但「存亡之秋」這一辭，是典出諸葛亮的《前出師表》。他（孔明）寫道：
「先帝創業未半，而中道崩殂。今天下三分，益州疲敝，此誠危急存亡之秋也！」觀乎此，我這本書取其四字為名倒很合適。是的，雖然中國大陸在今天並沒有什麼「先帝崩殂」，但經改未半而中道受阻，卻是千真萬確的事。至於「天下三分」，就更有幾方面的含義了。
今天的大陸、台灣與香港的形勢，不是「天下三分」是什麼？撇開後二者不談，單就大陸本身的經濟特區、開放區，及其他不說自明的「保守」區，又何嘗不是天下三分呢？在思想上，北京的經濟智囊也是三分：一些主張先放開價格，一些主張先搞好產權制度，另一些要先辦妥承包責任制。在利益的衝突上，三分也是明顯：特權利益主張緩進，左推右推，當然是以此來維護從壟斷及管制中所得的利益；個體戶及一些在自由市場有利可圖的主張「放」；而其他的老百姓呢，還是「萬家墨面沒蒿萊」，聽天由命罷了。
我說過很多次，假若中國的經改步伐不夠快，印度之路是走定了的。在印度，官商勾結，壟斷企業，管制法例層出不窮，稅項繁多，價格管制有的是。那所謂「雙軌價格」，可不是中國發明的。在這種情況下，貪污叢生在所必然。印度與中國大陸的不同處，是印度的貪污權利有了清楚的界定，是「制度化」了的。要是中國的貪污與官商勾結也制度化了，像印度那樣烏煙瘴氣，進既不得，退也不能，這樣，比起亡國之辱，可能還有不如。
早在一九八一年，我推斷了中國經改的癥結所在，將會是既得利益分子要極力維護他們的權益。七年多來，我每隔數月就舊「見」重提，指出這個癥結。在這期間，我也曾指出中國的其他困擾：訊息不足，要顧面子，也有著根深蒂固的成見。但我也強調，只要門戶開放，訊息不足只是某一時期的事，而面子及成見則換不到飯吃，遲早會在經濟壓力下軟化。戴維斯說：「拔除一個信念比拔除一隻牙齒還要疼痛。」但利益所在，換不到飯吃的「信念」，疼痛也要拔除的。
利益所在，馬克思在中國已經奄奄一息了。問題是，特權分子要爭取的利益可不是社會整體的利益。像任何人一樣，他們要爭取的是私利。馬克思從來沒有說過社會主義要實行貪官污吏；沒有說過要以價格（包括物價、工資、利率與匯率）管制來圖利；沒有說過稅要左抽右抽、亂抽一通；沒有說過外資僱用工人時，政府可以剝而削之，抽取薪金的百分之八十以上；也沒有說過職工不可以自由轉業，在店子買小籠包之類要用糧票。馬克思所提倡的共產或社會主義，可不是中國大陸的特權利益分子所推行的。
一個中國的共產黨員，不敢直指馬氏之非。但共產黨可不是馬克思黨，黨員大可護黨而反馬。我認為：中國大陸還在高舉奄奄一息的馬克思，無非是因為馬氏的理論模糊不清，可以被特權分子模糊不清地加以利用來追逐私利。大陸今天的經濟體制，說是什麼也可以，但不能說是共產制度。「大鍋飯」的理想，「鐵飯碗」的安慰，誇誇其談的口號，已去如黃鶴，又何必繼續高舉什麼四個堅持呢？
不要以為我是在發一些什麼牢騷，罵了這麼多年「共產」政制還不夠。坦白說，假若我是中國大陸的特權分子，我的言行跟他們的不會有多大分別。人的言行會遵守遊戲規則，也會因為這規則的轉變而轉變。規則鼓勵貪污，貪污就會不脛而走；規則鼓勵權力濫用，權力就會被濫用了。規則所在，不那樣做怎可以適者生存呢？為了要維護自己，製造形象，自己就大言炎炎，說什麼為國為民，講什麼特殊情況，也會毫不猶豫地支持「緩進」的。
私人的利益怎會不被私人維護呢？特權分子要維護權益，我們難以痛下批評。我們要批評的是制度。同是一個人，在不同的制度下，他的言行就會不同。今天，中國的特權利益與經濟改革的衝突變得白熱化了。昔日諸葛孔明所說的「此誠危急」，在今天也可以這樣說。批判特權的濫用，整頓貪污，那就是要他們不謀私利，怎麼可能呢？可靠的辦法不是批判，不是整頓，而是要將特權取締，儘量減少可以貪污的機會——要將制度徹底地改革。廢除國營的壟斷權，取消多種管制，在資產上保證有明確界定的權利，那麼權就變得可用而弗濫，財可求而不可污也。這就是要保障私產，推行法治，鼓勵人們在自由市場競爭。
中國大陸的貧困不是因為人口過多或資源短缺——香港及日本的經驗是有力的證明。中國人的本質並不醜陋——海外的華人不是有其成就嗎？不要過於苛責「百花齊放」、大躍進、文革等悲慘的事——沒有共產政制，這些事是不會發生的。不要以為毛澤東有什麼超人本領，能使舉國妻離子散，餓的餓、死的死——柬埔寨的共產領袖，又何嘗不曾大殺三方？沒有共產政制，毛澤東會是一個超俗的詞人，足以直追古人的。「正西風落葉下長安」比「雄文四卷」高明得多了。
我很欣賞劉賓雁的氣節，但他的共產觀點我不敢苟同。人是人，共產是共產；人的自私改不了，共產的劣也改不了。假若人真的可以像劉賓雁那樣「理想化」，那麼什麼制度也是好的。但中國人口十多億，就只有一個劉賓雁，認為人只要有高尚的品德——像劉賓雁那樣的品德——共產政制就大有可為。但人畢竟是人，其「品德」是會跟著制度的改變而改變的。自私有「性本善」的一面，也有「性本惡」的一面。私產制度的效果，是發揚了善的一面，而共產制度則將人的劣根性表達無遺。
我不相信經過了這麼多年的慘痛經驗，中國大陸的人民會不知道共產制度的可怕。幾年前我認為：除特權利益外，面子與成見，以及訊息的不足，也是大陸的經濟體制改革的重要困擾。現在我的看法再也不是如此了。我的新觀點是：特權利益的維護，是妨礙中國大陸經濟改革的主要原因。假若特權利益真的不能被取締，或不能有效而順利地把這權益「買」過來，那麼中國的經改就進退兩難，印度之路是走定了的。
但在中國大陸經改的前途問題上，我既有「樂觀者」的稱譽，就還得向樂觀那方面看。一位從農民而變為一個大有成就的「資本家」的溫州朋友，最近送給我一張他旗下一家工廠的股票。這使我感慨萬端！我可能是第一個在外間持有大陸農民工廠股票的人。這張股票我會慎重地以鏡框鑲好，掛在我的辦公室內。大陸能夠容許像我這位溫州朋友那樣的人，我又怎能對它的前途失望呢？
是的，像溫州、泉州、東莞等地區的經濟成長，是鄧小平「一國二制」構思下所產生的令人拍案叫絕的得意之作。我不相信「一國二制」可以久持，但在經濟改革的過渡期中，以這個概念來作點試驗——容許私產與自由市場大展一下身手，是有重要的示範作用的。這些經濟成績驕人的地區並無足以炫耀的基本建設，而且不一定要依靠外資（溫州的外資甚少），也不是處於什麼優越的地理位置，但它們的成就卻把客觀條件較好的「經濟特區」比下去了。
一位學生問：「沒有資金怎能有經濟發展？」我回答說：「經濟發展是不需要資金的。從正途的角度看，資金的積累是經濟發展開始之後的事。發展有了苗頭，資金就會在需求下增加。溫州的經驗支持這個觀點。可不是嗎？人的智力與勞力就是最重要的本錢，而這些，中國大陸有的是。」問題是在於：要怎樣才能使這些用之不竭的本錢大展鴻圖。溫州等地區少受政府的干預，而同樣重要的，是這些地區歷來被中央政府「漠視」了，沒有多少國營企業，所以稍有機會，要自力更生的人就不會被有壟斷權力的特權利益所壓制。這使我想起昔日孟子所說的不受重視的「孤臣孽子，其操心也危，其慮患也深，故達」。
中國的共產革命為的是農民——起碼是這樣說。今天，大陸經濟搞得最活的是農民。溫州及泉州近郊的輕工業成功例子，是一個感人的「新農民起義」的故事。我與他們一見如故，於是輕聲地問：「你們認為自己是『資本家』嗎？」他們猶豫了一下，見左右無人，就向我點點頭，作出神秘的微笑。我真替他們高興：有點資金本錢，是足以慶幸的事，但那不是「資本家」是什麼？說一個人是「無產階級」是一種侮辱，因為這是「一窮二白」的託辭。
是的，在經濟活動中，今天的「農民起義」，是中國的希望。不管北京的執政者怎樣高舉四個堅持，不管特權分子會以怎樣的口實來阻礙改革，但農民在破舊不堪、水電不足的房子內盡心盡力地生產一些難登大雅但卻是大有可為的工業產品，賺到一點錢，見有利可圖便再作投資，是可歌可泣的「工業革命」吧。這樣的「起義」比毛澤東時代的有意義得多了。靠特權維生的得益分子，面皮再厚也應該不忍下手將之扼殺吧。
我衷心希望，特權分子對自力更生的網開一面，同時能夠為自己的下一代設想，讓那些因為有了私產而得以新生的活力，不斷地蠶食他們不應維護的特權利益。
一九八九年二月十五日
以《存亡之秋》作書名，藉以形容中國大陸經濟改革十年後的今天所遇到的衝擊與困難，以及面臨的時勢，驟眼看來似乎是過於誇張了。但「存亡之秋」這一辭，是典出諸葛亮的《前出師表》。他（孔明）寫道：
「先帝創業未半，而中道崩殂。今天下三分，益州疲敝，此誠危急存亡之秋也！」觀乎此，我這本書取其四字為名倒很合適。是的，雖然中國大陸在今天並沒有什麼「先帝崩殂」，但經改未半而中道受阻，卻是千真萬確的事。至於「天下三分」，就更有幾方面的含義了。
今天的大陸、台灣與香港的形勢，不是「天下三分」是什麼？撇開後二者不談，單就大陸本身的經濟特區、開放區，及其他不說自明的「保守」區，又何嘗不是天下三分呢？在思想上，北京的經濟智囊也是三分：一些主張先放開價格，一些主張先搞好產權制度，另一些要先辦妥承包責任制。在利益的衝突上，三分也是明顯：特權利益主張緩進，左推右推，當然是以此來維護從壟斷及管制中所得的利益；個體戶及一些在自由市場有利可圖的主張「放」；而其他的老百姓呢，還是「萬家墨面沒蒿萊」，聽天由命罷了。
我說過很多次，假若中國的經改步伐不夠快，印度之路是走定了的。在印度，官商勾結，壟斷企業，管制法例層出不窮，稅項繁多，價格管制有的是。那所謂「雙軌價格」，可不是中國發明的。在這種情況下，貪污叢生在所必然。印度與中國大陸的不同處，是印度的貪污權利有了清楚的界定，是「制度化」了的。要是中國的貪污與官商勾結也制度化了，像印度那樣烏煙瘴氣，進既不得，退也不能，這樣，比起亡國之辱，可能還有不如。
早在一九八一年，我推斷了中國經改的癥結所在，將會是既得利益分子要極力維護他們的權益。七年多來，我每隔數月就舊「見」重提，指出這個癥結。在這期間，我也曾指出中國的其他困擾：訊息不足，要顧面子，也有著根深蒂固的成見。但我也強調，只要門戶開放，訊息不足只是某一時期的事，而面子及成見則換不到飯吃，遲早會在經濟壓力下軟化。戴維斯說：「拔除一個信念比拔除一隻牙齒還要疼痛。」但利益所在，換不到飯吃的「信念」，疼痛也要拔除的。
利益所在，馬克思在中國已經奄奄一息了。問題是，特權分子要爭取的利益可不是社會整體的利益。像任何人一樣，他們要爭取的是私利。馬克思從來沒有說過社會主義要實行貪官污吏；沒有說過要以價格（包括物價、工資、利率與匯率）管制來圖利；沒有說過稅要左抽右抽、亂抽一通；沒有說過外資僱用工人時，政府可以剝而削之，抽取薪金的百分之八十以上；也沒有說過職工不可以自由轉業，在店子買小籠包之類要用糧票。馬克思所提倡的共產或社會主義，可不是中國大陸的特權利益分子所推行的。
一個中國的共產黨員，不敢直指馬氏之非。但共產黨可不是馬克思黨，黨員大可護黨而反馬。我認為：中國大陸還在高舉奄奄一息的馬克思，無非是因為馬氏的理論模糊不清，可以被特權分子模糊不清地加以利用來追逐私利。大陸今天的經濟體制，說是什麼也可以，但不能說是共產制度。「大鍋飯」的理想，「鐵飯碗」的安慰，誇誇其談的口號，已去如黃鶴，又何必繼續高舉什麼四個堅持呢？
不要以為我是在發一些什麼牢騷，罵了這麼多年「共產」政制還不夠。坦白說，假若我是中國大陸的特權分子，我的言行跟他們的不會有多大分別。人的言行會遵守遊戲規則，也會因為這規則的轉變而轉變。規則鼓勵貪污，貪污就會不脛而走；規則鼓勵權力濫用，權力就會被濫用了。規則所在，不那樣做怎可以適者生存呢？為了要維護自己，製造形象，自己就大言炎炎，說什麼為國為民，講什麼特殊情況，也會毫不猶豫地支持「緩進」的。
私人的利益怎會不被私人維護呢？特權分子要維護權益，我們難以痛下批評。我們要批評的是制度。同是一個人，在不同的制度下，他的言行就會不同。今天，中國的特權利益與經濟改革的衝突變得白熱化了。昔日諸葛孔明所說的「此誠危急」，在今天也可以這樣說。批判特權的濫用，整頓貪污，那就是要他們不謀私利，怎麼可能呢？可靠的辦法不是批判，不是整頓，而是要將特權取締，儘量減少可以貪污的機會——要將制度徹底地改革。廢除國營的壟斷權，取消多種管制，在資產上保證有明確界定的權利，那麼權就變得可用而弗濫，財可求而不可污也。這就是要保障私產，推行法治，鼓勵人們在自由市場競爭。
中國大陸的貧困不是因為人口過多或資源短缺——香港及日本的經驗是有力的證明。中國人的本質並不醜陋——海外的華人不是有其成就嗎？不要過於苛責「百花齊放」、大躍進、文革等悲慘的事——沒有共產政制，這些事是不會發生的。不要以為毛澤東有什麼超人本領，能使舉國妻離子散，餓的餓、死的死——柬埔寨的共產領袖，又何嘗不曾大殺三方？沒有共產政制，毛澤東會是一個超俗的詞人，足以直追古人的。「正西風落葉下長安」比「雄文四卷」高明得多了。
我很欣賞劉賓雁的氣節，但他的共產觀點我不敢苟同。人是人，共產是共產；人的自私改不了，共產的劣也改不了。假若人真的可以像劉賓雁那樣「理想化」，那麼什麼制度也是好的。但中國人口十多億，就只有一個劉賓雁，認為人只要有高尚的品德——像劉賓雁那樣的品德——共產政制就大有可為。但人畢竟是人，其「品德」是會跟著制度的改變而改變的。自私有「性本善」的一面，也有「性本惡」的一面。私產制度的效果，是發揚了善的一面，而共產制度則將人的劣根性表達無遺。
我不相信經過了這麼多年的慘痛經驗，中國大陸的人民會不知道共產制度的可怕。幾年前我認為：除特權利益外，面子與成見，以及訊息的不足，也是大陸的經濟體制改革的重要困擾。現在我的看法再也不是如此了。我的新觀點是：特權利益的維護，是妨礙中國大陸經濟改革的主要原因。假若特權利益真的不能被取締，或不能有效而順利地把這權益「買」過來，那麼中國的經改就進退兩難，印度之路是走定了的。
但在中國大陸經改的前途問題上，我既有「樂觀者」的稱譽，就還得向樂觀那方面看。一位從農民而變為一個大有成就的「資本家」的溫州朋友，最近送給我一張他旗下一家工廠的股票。這使我感慨萬端！我可能是第一個在外間持有大陸農民工廠股票的人。這張股票我會慎重地以鏡框鑲好，掛在我的辦公室內。大陸能夠容許像我這位溫州朋友那樣的人，我又怎能對它的前途失望呢？
是的，像溫州、泉州、東莞等地區的經濟成長，是鄧小平「一國二制」構思下所產生的令人拍案叫絕的得意之作。我不相信「一國二制」可以久持，但在經濟改革的過渡期中，以這個概念來作點試驗——容許私產與自由市場大展一下身手，是有重要的示範作用的。這些經濟成績驕人的地區並無足以炫耀的基本建設，而且不一定要依靠外資（溫州的外資甚少），也不是處於什麼優越的地理位置，但它們的成就卻把客觀條件較好的「經濟特區」比下去了。
一位學生問：「沒有資金怎能有經濟發展？」我回答說：「經濟發展是不需要資金的。從正途的角度看，資金的積累是經濟發展開始之後的事。發展有了苗頭，資金就會在需求下增加。溫州的經驗支持這個觀點。可不是嗎？人的智力與勞力就是最重要的本錢，而這些，中國大陸有的是。」問題是在於：要怎樣才能使這些用之不竭的本錢大展鴻圖。溫州等地區少受政府的干預，而同樣重要的，是這些地區歷來被中央政府「漠視」了，沒有多少國營企業，所以稍有機會，要自力更生的人就不會被有壟斷權力的特權利益所壓制。這使我想起昔日孟子所說的不受重視的「孤臣孽子，其操心也危，其慮患也深，故達」。
中國的共產革命為的是農民——起碼是這樣說。今天，大陸經濟搞得最活的是農民。溫州及泉州近郊的輕工業成功例子，是一個感人的「新農民起義」的故事。我與他們一見如故，於是輕聲地問：「你們認為自己是『資本家』嗎？」他們猶豫了一下，見左右無人，就向我點點頭，作出神秘的微笑。我真替他們高興：有點資金本錢，是足以慶幸的事，但那不是「資本家」是什麼？說一個人是「無產階級」是一種侮辱，因為這是「一窮二白」的託辭。
是的，在經濟活動中，今天的「農民起義」，是中國的希望。不管北京的執政者怎樣高舉四個堅持，不管特權分子會以怎樣的口實來阻礙改革，但農民在破舊不堪、水電不足的房子內盡心盡力地生產一些難登大雅但卻是大有可為的工業產品，賺到一點錢，見有利可圖便再作投資，是可歌可泣的「工業革命」吧。這樣的「起義」比毛澤東時代的有意義得多了。靠特權維生的得益分子，面皮再厚也應該不忍下手將之扼殺吧。
我衷心希望，特權分子對自力更生的網開一面，同時能夠為自己的下一代設想，讓那些因為有了私產而得以新生的活力，不斷地蠶食他們不應維護的特權利益。
一九八九年二月十五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