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近三十年中國再次崛起的同時，新一代史學家對明清經濟和社會的研究也出現了很多新發展。這些史學家提出了不少嶄新的見解，反駁許多關於中國明清時代的傳統觀點，像閉關鎖國、重農輕商、抑制市場、輕視科技、缺乏產權保障及法治精神等，都被他們質疑或否定，然後他們對明清歷史作出了新的評價。
這些新經濟社會史的研究成果，對我們瞭解今天中國的經濟發展和制度演變有很大幫助。
……
可惜的是，中國新經濟社會史的觀點僅於大學學術界中流傳，或者應該說是在部分大學學術界中流傳；再加上很多中國新經濟社會史的著作都是英文撰寫的，只有部分被翻譯成中文，因此一般人對中國新經濟社會史都不大瞭解，而中小學的歷史教科書也沒有提及這些新觀點。
本書的目的就是把新一代中國史學家近二三十年的研究碩果綜合起來，介紹給大眾讀者，即所有關心中國的過去和將來的讀者們，包括學術界和非學術界的人士，希望大家能夠以新的視野，從新的角度來看中國。
這些新經濟社會史的研究成果，對我們瞭解今天中國的經濟發展和制度演變有很大幫助。
……
可惜的是，中國新經濟社會史的觀點僅於大學學術界中流傳，或者應該說是在部分大學學術界中流傳；再加上很多中國新經濟社會史的著作都是英文撰寫的，只有部分被翻譯成中文，因此一般人對中國新經濟社會史都不大瞭解，而中小學的歷史教科書也沒有提及這些新觀點。
本書的目的就是把新一代中國史學家近二三十年的研究碩果綜合起來，介紹給大眾讀者，即所有關心中國的過去和將來的讀者們，包括學術界和非學術界的人士，希望大家能夠以新的視野，從新的角度來看中國。
代序：一個古文化可以復興嗎？——張五常
序
第一章 中國究竟何時落後於西方？
第一節 對明清中國和世界其他地區的人均產值的估計
第二節 明清中國和西方生活水平的直接比較
第三節 工業革命前夕歐洲和中國科技水平的比較
第四節 中國和西方在19世紀以前的軍事衝突
第五節 中國在18世紀後期的倒退
第二章 明清之際的中國是否「閉關鎖國」？
第一節 對外貿易政策
第二節 明清中國對外國事物的興趣
第三節 清帝國的擴張
第三章 重農抑商還是官商合作？
第一節 西方及其他社會對商人的態度
第二節 傳統中國社會對商人的歧視，及明清時代出現的變化
第三節 明清政府對商人的依賴
第四節 超級富商巨賈的出現
第五節 商賈在明清時代的政治勢力
第六節 明清商賈勢力不及西方商人的原因
第四章 市場經濟落後還是資本主義萌芽？
第一節 傳統中國的市場發展
第二節 明清時期市場的進一步發展
第三節 「藏富於民、以民養民」
第四節 明清時中國和歐洲市場的比較
第五節 中國商業資本主義的興起
第六節 中國工業資本主義的緩慢發展
第五章 中國人口為何那麼龐大？明清懂得讀寫的人有多少？
第一節 明清中國控制生育的方法
第二節 生物學的r-K選擇理論與中國控制人口方針
第三節 中國人口龐大的根本原因
第四節 明清的識字率有多高？
第六章 為什麼明清的槍炮那麼不濟？為什麼中國人沒有發現新大陸？
第一節 東方和西方熱兵器的發展
第二節 為什麼中國人沒有發現新大陸？
第七章 為什麼工業革命不是首先在中國爆發？
第一節 「實用和可靠的知識」：技術知識（λ）與自然知識（Ω）
第二節 歐洲科學革命的出現
第三節 明清時期「科學」的發展
第四節 明清時期江南和英國早期工業化的比較，與英國工業革命的爆發
第五節 其他影響明清時期科技發展的因素
第六節 結論
第八章 傳統中國只有「人治」，沒有「法治」？
第一節 「人治」和「法治」的關係
第二節 中國和西方的傳統法律制度
第三節 為什麼明清中國的法律制度被視為「落後」？
第九章 明清的科舉制度與西方的「民主帝國」制度
第一節 宋朝至清朝的科舉制度和社會流動性
第二節 明清皇朝的專制程度
第三節 戰爭與現代西方民選政府的起源
第四節 現代民主黑暗的一面
第五節 西方民主國家裡的特權階層
第六節 大清帝國與大英帝國，哪一個更專制？
第十章 總結中國在近代落後於西方的原因
第一節 明清時代的中國和歐洲的異同
第二節 「挑戰」、「反應」和「最小阻力路徑」
第三節 15-19世紀西歐面對的特殊「挑戰」
第四節 新大陸的關鍵作用
第五節 英國的天時、地利、人和與工業革命
第六節 結論：西方的崛起，中國的落後
第十一章 假如歐洲人沒有東來？
第一節 中國在18世紀後期面對的「挑戰」
第二節 江南經海路從北方輸入煤炭？
第三節 清朝覆亡，中國爆發內戰，刺激科技發展？
第四節 日本首先爆發工業革命，然後傳入中國？
第五節 結論
第十二章 歷史新視野對中國現代化的啟示
附錄 中華民族的智商
序
第一章 中國究竟何時落後於西方？
第一節 對明清中國和世界其他地區的人均產值的估計
第二節 明清中國和西方生活水平的直接比較
第三節 工業革命前夕歐洲和中國科技水平的比較
第四節 中國和西方在19世紀以前的軍事衝突
第五節 中國在18世紀後期的倒退
第二章 明清之際的中國是否「閉關鎖國」？
第一節 對外貿易政策
第二節 明清中國對外國事物的興趣
第三節 清帝國的擴張
第三章 重農抑商還是官商合作？
第一節 西方及其他社會對商人的態度
第二節 傳統中國社會對商人的歧視，及明清時代出現的變化
第三節 明清政府對商人的依賴
第四節 超級富商巨賈的出現
第五節 商賈在明清時代的政治勢力
第六節 明清商賈勢力不及西方商人的原因
第四章 市場經濟落後還是資本主義萌芽？
第一節 傳統中國的市場發展
第二節 明清時期市場的進一步發展
第三節 「藏富於民、以民養民」
第四節 明清時中國和歐洲市場的比較
第五節 中國商業資本主義的興起
第六節 中國工業資本主義的緩慢發展
第五章 中國人口為何那麼龐大？明清懂得讀寫的人有多少？
第一節 明清中國控制生育的方法
第二節 生物學的r-K選擇理論與中國控制人口方針
第三節 中國人口龐大的根本原因
第四節 明清的識字率有多高？
第六章 為什麼明清的槍炮那麼不濟？為什麼中國人沒有發現新大陸？
第一節 東方和西方熱兵器的發展
第二節 為什麼中國人沒有發現新大陸？
第七章 為什麼工業革命不是首先在中國爆發？
第一節 「實用和可靠的知識」：技術知識（λ）與自然知識（Ω）
第二節 歐洲科學革命的出現
第三節 明清時期「科學」的發展
第四節 明清時期江南和英國早期工業化的比較，與英國工業革命的爆發
第五節 其他影響明清時期科技發展的因素
第六節 結論
第八章 傳統中國只有「人治」，沒有「法治」？
第一節 「人治」和「法治」的關係
第二節 中國和西方的傳統法律制度
第三節 為什麼明清中國的法律制度被視為「落後」？
第九章 明清的科舉制度與西方的「民主帝國」制度
第一節 宋朝至清朝的科舉制度和社會流動性
第二節 明清皇朝的專制程度
第三節 戰爭與現代西方民選政府的起源
第四節 現代民主黑暗的一面
第五節 西方民主國家裡的特權階層
第六節 大清帝國與大英帝國，哪一個更專制？
第十章 總結中國在近代落後於西方的原因
第一節 明清時代的中國和歐洲的異同
第二節 「挑戰」、「反應」和「最小阻力路徑」
第三節 15-19世紀西歐面對的特殊「挑戰」
第四節 新大陸的關鍵作用
第五節 英國的天時、地利、人和與工業革命
第六節 結論：西方的崛起，中國的落後
第十一章 假如歐洲人沒有東來？
第一節 中國在18世紀後期面對的「挑戰」
第二節 江南經海路從北方輸入煤炭？
第三節 清朝覆亡，中國爆發內戰，刺激科技發展？
第四節 日本首先爆發工業革命，然後傳入中國？
第五節 結論
第十二章 歷史新視野對中國現代化的啟示
附錄 中華民族的智商
代序：一個古文化可以復興嗎？
梁柏力要出版一本題為《被誤解的中國》的書，請我寫序。我問他：要長的還是短的？長的兩三千字，短的幾百字。他說要長的。老朋友，他要怎樣就怎樣。我想到不久前在成都講的一個要點：文化搞不起，一個發展得很好的經濟早晚會塌下來。今天經濟發展得大有看頭的中國，學術上的發展令人尷尬。學術是文化中最重要的一環。何況是進入了二十一世紀，地球一體化，文化的發展不僅重視學術，也要把西方的學問引進與中國的傳統文化結合起來。這是大難題。
不久前美國的一些老人家朋友，震撼於中國的經濟奇蹟，認為中國的文化復興已成定局，是更大的奇蹟。他們指出人類歷史曾經有五個重要的古文化，皆曾雄極一時的：巴比倫、希臘、埃及、羅馬帝國、中國。他們指出除了中國，其他的倒下去後沒有一個復興。中國顯然是唯一的例外。我認為中國的文化正在復興沒有疑問，但離「定局」還有一段漫長的路要走，最頭痛是學術上的發展太不成話。學術搞不出大成，中國的經濟奇蹟不可能持久。
中國的文化曾經倒了下去嗎？我認為是。唐、宋的驕人文化可以不論，元代是倒退，明代是復興，清代的十七世紀中國的藝術發展了不起。乾隆後期開始走下坡，那是二百多年前。跟著炎黃子孫多災多難，偉大的古文化變得夢裡依稀了。今天回顧，我不認為上世紀六十年代後期開始的、長達十年的文化大革命是中國文化發展的災難。將來的歷史學者回顧，客觀的，可能認為「文革」是中國文化復興的起點！從講道德倫理與學而優則仕的傳統到民不聊生到今天的以科技掛帥的地球一體化，中國竟然一下子成為主角，近於不可思議，但談何容易哉？事實上，我們有理由相信，今天見到的地球一體化是由中國帶動的。然而，如果中國沒有出現過那代價高得令人流淚的「文革」，我們要怎樣看才對呢？「二戰」時我在廣西的一個小村落住了一年，是幾十戶人家的小村，村與村之間口音不同，不交往，不論婚嫁。時移世易，三十年前深圳的人口只十多萬，今天一千四百萬，沒有誰管你來自哪裡。沒有「文革」這樣的現象多半不會出現，於是無從「現代化」。我沒有說那高代價是值得的。我不知道。
曾經倒了下去的中國古文化正在復興有幾個原因。其一是這文化倒了下去的時日不是那麼久。其二是我說過幾次的，中國的傳統文化純而厚。其三是中國的文字是好的，今天可在電腦打字，打得快，有大助。其四是中國人的先天智慧了不起，肯拼搏，刻苦耐勞。我不懷疑炎黃子孫有其劣根性，無知的行為魯迅等大師們批評得多了。但我認為這些行為上的不幸，只要能吃得住得好一點，多受一點教育，會改進。
這些年不少朋友向我指出中國農民的行為的多種不是，我知道，回應永遠是多給他們自力更生的機會，態度的改進大家不用操心。中國的貧困農民的感受我怎會不知道？我曾經是他們的其中一個。今天，中國農民的生活水平比「二戰」期間我在廣西農村見到的好很多，而這些日子到內地講話，天南地北，遇到的農村子弟不少的智商與學習態度皆大有看頭。
人類歷史的經驗說，藝術與學術永遠是由經濟發展帶動的。不是窮而後工，是富而後工。中國的經驗這樣；我教過西方藝術史，他們的經驗也這樣。另一方面，倒了下去的文化難以復興，皆因藝術與學術的發展跟不上經濟上的繁華。
讓我來一次沙場秋點兵吧。開放改革以還，藝術上中國的發展是沒有多大問題的。藝術家的收入二十多年前就開始急速上升；今天彈得一手好鋼琴的中國孩子數以十萬計。繼續下去，我的水晶球說，凡是要講手指靈活的樂器，有朝一日炎黃子孫必雄視天下。繼續向前看，在地球一體化的發展下，東歸東、西歸西的意識已是日暮黃昏，中、西結合的發展無可避免。這方面，中國佔了先機。說過了，讀書識字的中國青年沒有一個不知道有莎士比亞這個人，但西方的學子卻找不到幾個聽過蘇東坡。結論是明顯的：只要學術的發展跟得上，三十年後中國雄視地球是理所當然的事。
今天看，我認為中國繼續發展的主要困難，是學術的進度太不成話，跟不上。雷鼎鳴今年七月十九日在《信報》發表的《中國應嚴厲打擊學術腐敗》，是大文，八月三日我以《腐敗不是學術失敗的原因》作回應，力陳中國學術發展的不足處，網上的讀者沒有一個不同意。幾位朋友說，在鼎鳴老弟發表該文的同時，英國的《經濟學人》也發表文章指責中國在學術上的腐敗。
改善教育制度及提升學術氣氛是千山萬水的艱巨工程，我不想在這序中多說不愉快的問題。我要指出我們有樂觀的一面。那是如果北京真的要客觀地推廣學術，中國的資源非常足夠。這是指炎黃子孫的能耐了。有厚而純的古文化為基礎是大著數，更重要是中國人的先天智慧是大本錢。中國佔地球人口五分之一，我不懷疑從搞學術的天賦衡量，地球上一半以上的天賦在中國：賦高五斗也。換言之，如果中國的學術發展能有經濟發展的勢頭，人類歷史將會打開新的一頁。
這就帶到梁柏力的《被誤解的中國》。我認識作者多年，知道他有學問，客觀，觀察力強，但我從來沒想到他讀過那麼多的書。他心繫神州。《被誤解的中國》是我見過的引用外間之見最詳盡的書。這是從一個獨特的角度看中國：外間的學者們怎樣看。主要從明、清時代說起，外間的中國專家們的看法不是那麼一致，提供的經濟的數據也往往有別。然而，綜合起來讀者不難得到這樣的看法：從不太古的歷史衡量，外間的學者怎樣看中國是有其一般性的。客觀嗎？他們是客，當然「客」觀。正確嗎？作者的書題是《被誤解的中國》。
是個有趣的角度，所以是本有趣的書。對中國的發展來說，柏力的書有兩方面的貢獻。一方面，知道外間的學者歷來怎樣看神州，多多少少可教炎黃子孫應該怎樣發奮圖強。另一方面，這本書是從一個此前沒有人提供過的角度——或提供過但沒有那麼全面——來衡量在風雷急劇演變的今天，炎黃子孫究竟是站在哪個位置。
幾個月前一位芝大的舊同事Robert Fogel在美國發表了一篇關於中國前途的文章，樂觀得西方譁然！這位十七年前與諾斯一起拿諾獎的經濟史學家，推斷三十年後地球上四成的財富在中國！我沒有細讀該文，但一位朋友說該文的思維是基於我的《中國的經濟制度》（兩年前科斯舉辦的中國研討會議，Fogel老兄與蒙代爾評論拙作）。
我自己的水晶球怎樣說呢？兩年前我推斷，只要北京不大步行差踏錯，以實質收入算，二十年後中國的經濟實力會等於十個日本。不久前報道說，中國的總國民收入開始超越了日本，在地球排行第二。那是以美元算。日本的物價奇高；利益團體的壓力所在，日圓奇強。以實質的總國民收入衡量，中國早就超越日本是沒有疑問的，超越很多。到今天我的水晶球還沒有失靈。
我沒有問梁柏力他的水晶球怎樣說。這些日子每個看中國的人都有自己的水晶球，此球之價非暴跌不可。貝克爾等大師的中國水晶球三十年前就跌到一文不值，頻頻更換此球的君子無數。三十年來我只用一個中國水晶球，從來不失靈的水晶球是不需要更換的。不知拍賣值多少？
是為序。
張五常
二〇一〇年九月
序
在近30年中國再次崛起的同時，新一代史學家對明清經濟和社會的研究也出現了很多新發展。這些史學家提出了不少嶄新的見解，反駁許多關於中國明清時代的傳統觀點，像閉關鎖國、重農輕商、抑制市場、輕視科技、缺乏產權保障及法治精神等，都被他們質疑或否定，然後他們對明清歷史作出了新的評價。
這些新經濟社會史的研究成果，對我們瞭解今天中國的經濟發展和制度演變有很大幫助。正如物理學和經濟學上所謂的「路徑依賴」，或如中國人民大學高王凌教授所說的「活著的傳統」，數百年前所發生的事情，在今天仍然具有很大的影響力。舉一些簡單的例子。明清時代的中國國內市場和同期世界上其他地區相比，可以算是相當發達的；今天中國國內市場經濟發展得這樣迅速，與中國悠久的市場經濟傳統不無關係。今天中國經濟最發達的地區是江浙和廣東一帶，與明清時期經濟最發達的地區是江南和嶺南也多少有些關係——今天長江三角洲和珠江三角洲的發展，可以說是明清時期江南和嶺南經濟發展的延續；而今天的鄉鎮企業，亦可說是明清時期極為發達的農村手工業的繼承者。此外，中國新經濟社會史對今天中國的經濟金融政策和對外政策頗具啟示作用，如明清貨幣供應跟白銀流入有密切關係，而今天中國的貨幣供應跟美元流入同樣也有密切關係，我們可以從明清的做法中吸取一些經驗教訓。又如明清對外的開放程度及其後果等，今天也可以借鑒。
可惜的是，中國新經濟社會史的觀點僅於大學學術界中流傳，或者應該說是在部分大學學術界中流傳；再加上很多中國新經濟社會史的著作都是英文撰寫的，只有部分被翻譯成中文，因此一般人對中國新經濟社會史都不大瞭解，而中小學的歷史教科書也沒有提及這些新觀點。
本書的目的就是把新一代中國史學家近二三十年的研究碩果綜合起來，介紹給大眾讀者，即所有關心中國的過去和將來的讀者們，包括學術界和非學術界的人士，希望大家能夠以新的視野，從新的角度來看中國。
筆者在香港大學和香港中文大學教授中國新經濟史多年，得到了同學們的廣泛好評和鼓勵，為了使更多人有機會認識到新歷史的觀點，才決定寫這本書。本書涉及較多經濟以外的課題，其內容比筆者在大學教授的科目內容要廣泛得多。
本書首章探討了中國在何時落後於歐洲的問題。這一章的資料很多是源自加州大學歐文分校彭慕蘭（Kenneth Pomeranz）教授的《大分流：歐洲、中國及現代世界經濟的發展》（The Great Divergence: China, Europe and the Making of the Modern World Economy）一書及其他著作。彭慕蘭教授用比較史學方法（即比較同期兩個不同地區的經濟發展和制度），提出了有力的論據證明了遲至18世紀後半期（即乾隆中後期），中國和歐洲不論在生活水平還是知識水平方面還是非常接近的，中國在某些方面勝過歐洲，歐洲在另一些方面則比中國優越。中國和歐洲的大分歧是在1800年以後才出現的。彭慕蘭教授特別指出，過往學者的謬誤就在於，當他們比較西方和中國的經濟發展程度時，經常是拿歐洲最發達的地區——英國，和整個中國作比較，而不是拿整個歐洲和中國作比較，或是拿歐洲最發達的地區——英國，和中國最發達的地區——江南作比較。當然，如果是比較經濟政策，就應該拿清朝的國策和英國的國策相比，正確的比較應該是拿整個清帝國的經濟政策和整個英帝國（包括海外殖民地）的政策相比。
第二、三、四章討論了一些以前被視為導致中國落後的因素——閉關鎖國、重農抑商以及市場經濟落後。新一代史學家提出很多論據來說明，這些原因都缺乏說服力。第二章指出，用「閉關鎖國」四個字來形容明清的對外政策並不恰當，因為明清的對外政策有很多其他動機，而且明清對外國事物也很感興趣。第三章說明歧視商賈並非中國獨有的傳統，歐洲同樣也有排斥商賈的習慣，而明清時期中國富商的社會地位並不低微。第四章比較了中國和歐洲市場的發達程度，發現明清的土地、人力、穀物和紡織品等市場，比同期的歐洲市場更為自由，流通性更強。第四章從新經濟史的角度，探討了明清資本主義萌芽的問題。
以前有些學者認為，導致中國落後的主要原因是中國不像西方那樣懂得控制人口，以致中國人口不斷膨脹，資源不足，因而發展遇到了上限。但美國加州理工學院李中清教授和加州大學歐文分校王豐教授卻提出證據，證明明清的中國人同樣明白控制人口的重要性，並且有自己獨特的、不同於西方的人口控制方法。第五章介紹了兩位學者的論點，並分析了導致中國人口膨脹的真正原因。
在19世紀以前，地球上大部分地方的識字率都很低，這不利於經濟的發展。但根據美國匹茲堡大學羅友枝（Evelyn Rawski）教授的估計，清代中國的識字率，男子為30%-45%，女子為2%-10%，平均為16%-28%，高於很多其他地區；而較發達的江南和廣州一帶的識字率則更高。對一個人口如此龐大的國家來說，這是非常難得的。明清識字率高的主要原因在於科舉制度——為了考取功名，明清讀書風氣很盛，雖然大部分投考科舉的人沒有考中，但不合格者還是懂得書寫。另外清華大學李伯重教授亦指出，明清極度商業化的社會需要很多人具有基本的讀寫能力。第五章的最後一節總結了羅友枝等學者關於明清識字率的論點。
大家都知道中國是最早發明火藥的國家，但是到了明朝中葉，歐洲的槍炮已經比中國的先進，根本原因在哪裡？美國軍事科技史研究者蔡斯（Kenneth Chase）的《熱兵器在1700年以前的發展史》（Firearms: A Global History to 1700）一書，從每個地區的戰爭需要入手，分析了各地軍事科技的發展歷程。由於明朝的主要敵人是遊牧民族，而15、16世紀的原始槍炮對付遊牧民族的輕騎不及傳統刀槍和弓箭有效，因此槍炮在明朝並不受重視。這和同期西歐國家為了攻陷敵國的城池，因而需要發展火炮是截然不同的。第六章總結了蔡斯對明清和西方熱兵器發展的分析。
根據彭慕蘭等學者的看法，美洲新大陸的資源對西方的工業化和現代化具有關鍵作用，這就引發了一個問題：為什麼中國人沒有發現新大陸？第六章第二節嘗試從地理的角度來解答這個問題。
槍炮發展和工業發展有很大關係，第七章從槍炮發展談到了工業革命。為什麼中國沒有發生工業革命是一個很大的課題。以前有學者認為中國因為沒有科學，所以沒有工業革命。但後來有學者指出，工業革命早期的發明是不需要科學知識的，因此科學不是那麼重要。近期又有學者認為，在17、18世紀期間，科學和工業的界線並不明顯，而科學方法（即依靠實驗來檢驗一切假設）比科學知識更重要。近年來討論的重點又轉移到了實用知識的擴散方面，但在這方面清朝不見得比西方落後。最近又有學者提出，科技發展途徑是由資源條件決定的。本章總結了這些討論和另一些看法，以找尋明清沒有爆發工業革命的真正原因。
法律制度原始和產權缺乏保障，經常被視為導致明清落後於西方的重要原因。但明清的土地私有制度和市場發達程度顯示，明清時期產權得到了一定程度的保障。根據中國傳統，民事糾紛先經由中間人調停，調停無效才由官府處理。在過去，這是一個低成本、高效率的解決糾紛的方法。但到了清朝中葉，因為市場的發展，商業糾紛日增，需經官府處理的民事訴訟數目不斷上升，官府應接不暇，唯一的解決方法是另外增設一個獨立的地方司法部門（清朝的縣官是兼任法官的），但這又牽涉到政府資源不足的問題。問題的癥結在於，隨著社會的變遷，舊的制度需要改革，但改革需要資源和時間。第八章討論了明清的法制問題，並將其與同期的西歐進行了比較。
第九章比較了明清和西方的社會權力分配及社會流動性，並探討了明清的科舉制度與當時西方受諸多限制的選舉制度的不同之處。
第十章總結了前九章的論點，進一步探討了中國落後於西方的原因。地理和生態環境的制約，以及500多年來中西所面對的不同挑戰，被視為導致中國和西方在近代出現大分歧的根本原因。
第十一章嘗試解答了假如西方人沒有東來，中國或者說東方會否自發地爆發工業革命、走上現代化之途的假設問題。
最後一章探討了明清新歷史對中國現代化的啟示。
本書的附錄討論了英國阿爾斯特大學（University of Ulster）林恩（Richard Lynn）教授對近百年來人類各種族智商研究的總結，並指出這些研究的結果顯示，東亞人（包括中國人、日本人和韓國人）的智商是人類各種族中最高的，這與東亞的再次崛起不無關係。附錄還探討了不同種族的智商出現分歧的原因。
* * *
在過去兩年本書的寫作過程中，我得到了許多人在各方面的支援、鼓勵、幫助，以及寶貴的意見和有價值的批評。在這裡，要特別對以下諸位深表謝意：香港大學經濟金融學院前院長張五常教授，香港大學經濟金融學院的許成鋼教授、王傑邦教授和宋敏教授，香港科技大學的朱力徑博士，還有我在香港中文大學的助教唐健。當然，如果書中出現任何錯漏，均由我個人負責。
梁柏力
二〇一〇年六月
梁柏力要出版一本題為《被誤解的中國》的書，請我寫序。我問他：要長的還是短的？長的兩三千字，短的幾百字。他說要長的。老朋友，他要怎樣就怎樣。我想到不久前在成都講的一個要點：文化搞不起，一個發展得很好的經濟早晚會塌下來。今天經濟發展得大有看頭的中國，學術上的發展令人尷尬。學術是文化中最重要的一環。何況是進入了二十一世紀，地球一體化，文化的發展不僅重視學術，也要把西方的學問引進與中國的傳統文化結合起來。這是大難題。
不久前美國的一些老人家朋友，震撼於中國的經濟奇蹟，認為中國的文化復興已成定局，是更大的奇蹟。他們指出人類歷史曾經有五個重要的古文化，皆曾雄極一時的：巴比倫、希臘、埃及、羅馬帝國、中國。他們指出除了中國，其他的倒下去後沒有一個復興。中國顯然是唯一的例外。我認為中國的文化正在復興沒有疑問，但離「定局」還有一段漫長的路要走，最頭痛是學術上的發展太不成話。學術搞不出大成，中國的經濟奇蹟不可能持久。
中國的文化曾經倒了下去嗎？我認為是。唐、宋的驕人文化可以不論，元代是倒退，明代是復興，清代的十七世紀中國的藝術發展了不起。乾隆後期開始走下坡，那是二百多年前。跟著炎黃子孫多災多難，偉大的古文化變得夢裡依稀了。今天回顧，我不認為上世紀六十年代後期開始的、長達十年的文化大革命是中國文化發展的災難。將來的歷史學者回顧，客觀的，可能認為「文革」是中國文化復興的起點！從講道德倫理與學而優則仕的傳統到民不聊生到今天的以科技掛帥的地球一體化，中國竟然一下子成為主角，近於不可思議，但談何容易哉？事實上，我們有理由相信，今天見到的地球一體化是由中國帶動的。然而，如果中國沒有出現過那代價高得令人流淚的「文革」，我們要怎樣看才對呢？「二戰」時我在廣西的一個小村落住了一年，是幾十戶人家的小村，村與村之間口音不同，不交往，不論婚嫁。時移世易，三十年前深圳的人口只十多萬，今天一千四百萬，沒有誰管你來自哪裡。沒有「文革」這樣的現象多半不會出現，於是無從「現代化」。我沒有說那高代價是值得的。我不知道。
曾經倒了下去的中國古文化正在復興有幾個原因。其一是這文化倒了下去的時日不是那麼久。其二是我說過幾次的，中國的傳統文化純而厚。其三是中國的文字是好的，今天可在電腦打字，打得快，有大助。其四是中國人的先天智慧了不起，肯拼搏，刻苦耐勞。我不懷疑炎黃子孫有其劣根性，無知的行為魯迅等大師們批評得多了。但我認為這些行為上的不幸，只要能吃得住得好一點，多受一點教育，會改進。
這些年不少朋友向我指出中國農民的行為的多種不是，我知道，回應永遠是多給他們自力更生的機會，態度的改進大家不用操心。中國的貧困農民的感受我怎會不知道？我曾經是他們的其中一個。今天，中國農民的生活水平比「二戰」期間我在廣西農村見到的好很多，而這些日子到內地講話，天南地北，遇到的農村子弟不少的智商與學習態度皆大有看頭。
人類歷史的經驗說，藝術與學術永遠是由經濟發展帶動的。不是窮而後工，是富而後工。中國的經驗這樣；我教過西方藝術史，他們的經驗也這樣。另一方面，倒了下去的文化難以復興，皆因藝術與學術的發展跟不上經濟上的繁華。
讓我來一次沙場秋點兵吧。開放改革以還，藝術上中國的發展是沒有多大問題的。藝術家的收入二十多年前就開始急速上升；今天彈得一手好鋼琴的中國孩子數以十萬計。繼續下去，我的水晶球說，凡是要講手指靈活的樂器，有朝一日炎黃子孫必雄視天下。繼續向前看，在地球一體化的發展下，東歸東、西歸西的意識已是日暮黃昏，中、西結合的發展無可避免。這方面，中國佔了先機。說過了，讀書識字的中國青年沒有一個不知道有莎士比亞這個人，但西方的學子卻找不到幾個聽過蘇東坡。結論是明顯的：只要學術的發展跟得上，三十年後中國雄視地球是理所當然的事。
今天看，我認為中國繼續發展的主要困難，是學術的進度太不成話，跟不上。雷鼎鳴今年七月十九日在《信報》發表的《中國應嚴厲打擊學術腐敗》，是大文，八月三日我以《腐敗不是學術失敗的原因》作回應，力陳中國學術發展的不足處，網上的讀者沒有一個不同意。幾位朋友說，在鼎鳴老弟發表該文的同時，英國的《經濟學人》也發表文章指責中國在學術上的腐敗。
改善教育制度及提升學術氣氛是千山萬水的艱巨工程，我不想在這序中多說不愉快的問題。我要指出我們有樂觀的一面。那是如果北京真的要客觀地推廣學術，中國的資源非常足夠。這是指炎黃子孫的能耐了。有厚而純的古文化為基礎是大著數，更重要是中國人的先天智慧是大本錢。中國佔地球人口五分之一，我不懷疑從搞學術的天賦衡量，地球上一半以上的天賦在中國：賦高五斗也。換言之，如果中國的學術發展能有經濟發展的勢頭，人類歷史將會打開新的一頁。
這就帶到梁柏力的《被誤解的中國》。我認識作者多年，知道他有學問，客觀，觀察力強，但我從來沒想到他讀過那麼多的書。他心繫神州。《被誤解的中國》是我見過的引用外間之見最詳盡的書。這是從一個獨特的角度看中國：外間的學者們怎樣看。主要從明、清時代說起，外間的中國專家們的看法不是那麼一致，提供的經濟的數據也往往有別。然而，綜合起來讀者不難得到這樣的看法：從不太古的歷史衡量，外間的學者怎樣看中國是有其一般性的。客觀嗎？他們是客，當然「客」觀。正確嗎？作者的書題是《被誤解的中國》。
是個有趣的角度，所以是本有趣的書。對中國的發展來說，柏力的書有兩方面的貢獻。一方面，知道外間的學者歷來怎樣看神州，多多少少可教炎黃子孫應該怎樣發奮圖強。另一方面，這本書是從一個此前沒有人提供過的角度——或提供過但沒有那麼全面——來衡量在風雷急劇演變的今天，炎黃子孫究竟是站在哪個位置。
幾個月前一位芝大的舊同事Robert Fogel在美國發表了一篇關於中國前途的文章，樂觀得西方譁然！這位十七年前與諾斯一起拿諾獎的經濟史學家，推斷三十年後地球上四成的財富在中國！我沒有細讀該文，但一位朋友說該文的思維是基於我的《中國的經濟制度》（兩年前科斯舉辦的中國研討會議，Fogel老兄與蒙代爾評論拙作）。
我自己的水晶球怎樣說呢？兩年前我推斷，只要北京不大步行差踏錯，以實質收入算，二十年後中國的經濟實力會等於十個日本。不久前報道說，中國的總國民收入開始超越了日本，在地球排行第二。那是以美元算。日本的物價奇高；利益團體的壓力所在，日圓奇強。以實質的總國民收入衡量，中國早就超越日本是沒有疑問的，超越很多。到今天我的水晶球還沒有失靈。
我沒有問梁柏力他的水晶球怎樣說。這些日子每個看中國的人都有自己的水晶球，此球之價非暴跌不可。貝克爾等大師的中國水晶球三十年前就跌到一文不值，頻頻更換此球的君子無數。三十年來我只用一個中國水晶球，從來不失靈的水晶球是不需要更換的。不知拍賣值多少？
是為序。
張五常
二〇一〇年九月
序
在近30年中國再次崛起的同時，新一代史學家對明清經濟和社會的研究也出現了很多新發展。這些史學家提出了不少嶄新的見解，反駁許多關於中國明清時代的傳統觀點，像閉關鎖國、重農輕商、抑制市場、輕視科技、缺乏產權保障及法治精神等，都被他們質疑或否定，然後他們對明清歷史作出了新的評價。
這些新經濟社會史的研究成果，對我們瞭解今天中國的經濟發展和制度演變有很大幫助。正如物理學和經濟學上所謂的「路徑依賴」，或如中國人民大學高王凌教授所說的「活著的傳統」，數百年前所發生的事情，在今天仍然具有很大的影響力。舉一些簡單的例子。明清時代的中國國內市場和同期世界上其他地區相比，可以算是相當發達的；今天中國國內市場經濟發展得這樣迅速，與中國悠久的市場經濟傳統不無關係。今天中國經濟最發達的地區是江浙和廣東一帶，與明清時期經濟最發達的地區是江南和嶺南也多少有些關係——今天長江三角洲和珠江三角洲的發展，可以說是明清時期江南和嶺南經濟發展的延續；而今天的鄉鎮企業，亦可說是明清時期極為發達的農村手工業的繼承者。此外，中國新經濟社會史對今天中國的經濟金融政策和對外政策頗具啟示作用，如明清貨幣供應跟白銀流入有密切關係，而今天中國的貨幣供應跟美元流入同樣也有密切關係，我們可以從明清的做法中吸取一些經驗教訓。又如明清對外的開放程度及其後果等，今天也可以借鑒。
可惜的是，中國新經濟社會史的觀點僅於大學學術界中流傳，或者應該說是在部分大學學術界中流傳；再加上很多中國新經濟社會史的著作都是英文撰寫的，只有部分被翻譯成中文，因此一般人對中國新經濟社會史都不大瞭解，而中小學的歷史教科書也沒有提及這些新觀點。
本書的目的就是把新一代中國史學家近二三十年的研究碩果綜合起來，介紹給大眾讀者，即所有關心中國的過去和將來的讀者們，包括學術界和非學術界的人士，希望大家能夠以新的視野，從新的角度來看中國。
筆者在香港大學和香港中文大學教授中國新經濟史多年，得到了同學們的廣泛好評和鼓勵，為了使更多人有機會認識到新歷史的觀點，才決定寫這本書。本書涉及較多經濟以外的課題，其內容比筆者在大學教授的科目內容要廣泛得多。
本書首章探討了中國在何時落後於歐洲的問題。這一章的資料很多是源自加州大學歐文分校彭慕蘭（Kenneth Pomeranz）教授的《大分流：歐洲、中國及現代世界經濟的發展》（The Great Divergence: China, Europe and the Making of the Modern World Economy）一書及其他著作。彭慕蘭教授用比較史學方法（即比較同期兩個不同地區的經濟發展和制度），提出了有力的論據證明了遲至18世紀後半期（即乾隆中後期），中國和歐洲不論在生活水平還是知識水平方面還是非常接近的，中國在某些方面勝過歐洲，歐洲在另一些方面則比中國優越。中國和歐洲的大分歧是在1800年以後才出現的。彭慕蘭教授特別指出，過往學者的謬誤就在於，當他們比較西方和中國的經濟發展程度時，經常是拿歐洲最發達的地區——英國，和整個中國作比較，而不是拿整個歐洲和中國作比較，或是拿歐洲最發達的地區——英國，和中國最發達的地區——江南作比較。當然，如果是比較經濟政策，就應該拿清朝的國策和英國的國策相比，正確的比較應該是拿整個清帝國的經濟政策和整個英帝國（包括海外殖民地）的政策相比。
第二、三、四章討論了一些以前被視為導致中國落後的因素——閉關鎖國、重農抑商以及市場經濟落後。新一代史學家提出很多論據來說明，這些原因都缺乏說服力。第二章指出，用「閉關鎖國」四個字來形容明清的對外政策並不恰當，因為明清的對外政策有很多其他動機，而且明清對外國事物也很感興趣。第三章說明歧視商賈並非中國獨有的傳統，歐洲同樣也有排斥商賈的習慣，而明清時期中國富商的社會地位並不低微。第四章比較了中國和歐洲市場的發達程度，發現明清的土地、人力、穀物和紡織品等市場，比同期的歐洲市場更為自由，流通性更強。第四章從新經濟史的角度，探討了明清資本主義萌芽的問題。
以前有些學者認為，導致中國落後的主要原因是中國不像西方那樣懂得控制人口，以致中國人口不斷膨脹，資源不足，因而發展遇到了上限。但美國加州理工學院李中清教授和加州大學歐文分校王豐教授卻提出證據，證明明清的中國人同樣明白控制人口的重要性，並且有自己獨特的、不同於西方的人口控制方法。第五章介紹了兩位學者的論點，並分析了導致中國人口膨脹的真正原因。
在19世紀以前，地球上大部分地方的識字率都很低，這不利於經濟的發展。但根據美國匹茲堡大學羅友枝（Evelyn Rawski）教授的估計，清代中國的識字率，男子為30%-45%，女子為2%-10%，平均為16%-28%，高於很多其他地區；而較發達的江南和廣州一帶的識字率則更高。對一個人口如此龐大的國家來說，這是非常難得的。明清識字率高的主要原因在於科舉制度——為了考取功名，明清讀書風氣很盛，雖然大部分投考科舉的人沒有考中，但不合格者還是懂得書寫。另外清華大學李伯重教授亦指出，明清極度商業化的社會需要很多人具有基本的讀寫能力。第五章的最後一節總結了羅友枝等學者關於明清識字率的論點。
大家都知道中國是最早發明火藥的國家，但是到了明朝中葉，歐洲的槍炮已經比中國的先進，根本原因在哪裡？美國軍事科技史研究者蔡斯（Kenneth Chase）的《熱兵器在1700年以前的發展史》（Firearms: A Global History to 1700）一書，從每個地區的戰爭需要入手，分析了各地軍事科技的發展歷程。由於明朝的主要敵人是遊牧民族，而15、16世紀的原始槍炮對付遊牧民族的輕騎不及傳統刀槍和弓箭有效，因此槍炮在明朝並不受重視。這和同期西歐國家為了攻陷敵國的城池，因而需要發展火炮是截然不同的。第六章總結了蔡斯對明清和西方熱兵器發展的分析。
根據彭慕蘭等學者的看法，美洲新大陸的資源對西方的工業化和現代化具有關鍵作用，這就引發了一個問題：為什麼中國人沒有發現新大陸？第六章第二節嘗試從地理的角度來解答這個問題。
槍炮發展和工業發展有很大關係，第七章從槍炮發展談到了工業革命。為什麼中國沒有發生工業革命是一個很大的課題。以前有學者認為中國因為沒有科學，所以沒有工業革命。但後來有學者指出，工業革命早期的發明是不需要科學知識的，因此科學不是那麼重要。近期又有學者認為，在17、18世紀期間，科學和工業的界線並不明顯，而科學方法（即依靠實驗來檢驗一切假設）比科學知識更重要。近年來討論的重點又轉移到了實用知識的擴散方面，但在這方面清朝不見得比西方落後。最近又有學者提出，科技發展途徑是由資源條件決定的。本章總結了這些討論和另一些看法，以找尋明清沒有爆發工業革命的真正原因。
法律制度原始和產權缺乏保障，經常被視為導致明清落後於西方的重要原因。但明清的土地私有制度和市場發達程度顯示，明清時期產權得到了一定程度的保障。根據中國傳統，民事糾紛先經由中間人調停，調停無效才由官府處理。在過去，這是一個低成本、高效率的解決糾紛的方法。但到了清朝中葉，因為市場的發展，商業糾紛日增，需經官府處理的民事訴訟數目不斷上升，官府應接不暇，唯一的解決方法是另外增設一個獨立的地方司法部門（清朝的縣官是兼任法官的），但這又牽涉到政府資源不足的問題。問題的癥結在於，隨著社會的變遷，舊的制度需要改革，但改革需要資源和時間。第八章討論了明清的法制問題，並將其與同期的西歐進行了比較。
第九章比較了明清和西方的社會權力分配及社會流動性，並探討了明清的科舉制度與當時西方受諸多限制的選舉制度的不同之處。
第十章總結了前九章的論點，進一步探討了中國落後於西方的原因。地理和生態環境的制約，以及500多年來中西所面對的不同挑戰，被視為導致中國和西方在近代出現大分歧的根本原因。
第十一章嘗試解答了假如西方人沒有東來，中國或者說東方會否自發地爆發工業革命、走上現代化之途的假設問題。
最後一章探討了明清新歷史對中國現代化的啟示。
本書的附錄討論了英國阿爾斯特大學（University of Ulster）林恩（Richard Lynn）教授對近百年來人類各種族智商研究的總結，並指出這些研究的結果顯示，東亞人（包括中國人、日本人和韓國人）的智商是人類各種族中最高的，這與東亞的再次崛起不無關係。附錄還探討了不同種族的智商出現分歧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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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過去兩年本書的寫作過程中，我得到了許多人在各方面的支援、鼓勵、幫助，以及寶貴的意見和有價值的批評。在這裡，要特別對以下諸位深表謝意：香港大學經濟金融學院前院長張五常教授，香港大學經濟金融學院的許成鋼教授、王傑邦教授和宋敏教授，香港科技大學的朱力徑博士，還有我在香港中文大學的助教唐健。當然，如果書中出現任何錯漏，均由我個人負責。
梁柏力
二〇一〇年六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