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書主要輯錄香港知名前輩作家慕容羽軍於上世紀五、六十年代的評論文章，發表的原地諸如《人人文學》、《文壇》、《中國學生周報》、《學友》等，都是當時著名的報刊。文章按所討論的文類分成四輯：小說、散文、新詩以及通論，涵蓋的範圍豐富多樣，既有對文類的歷史回顧，也有對特定題材如武俠、偵探等文學的條分縷析，更有從欣賞與寫作等不同角度作藝術的探討。時隔超過半個世紀，回顧這一批久已塵封的文字，分析的觀點仍然歷久常新。
代序
小說篇
怎樣寫成一篇小說? 002
談短篇小說 006
從「才子佳人」說起 010
論偵探小說 014
小說的概念 025
關於歷史小說 030
向宗教挑戰的科學預言小說 034
今日小說最新途徑 性格的發現 037
現代小說的定義和起源 040
中國小說的發展歷程 044
從「鴛鴦蝴蝶」到「都市傳奇」 047
小說魅力的所在 051
武俠小說的存在與價值 055
散文篇
新聞文藝與報告文學 066
散文.散文的情韻 069
雜文的道路 073
談小品 077
散文的欣賞與構思 080
散文的沿革 087
談談「雜文」 093
新詩篇
「詩」底革命 098
從韻律到民族本位——再談新詩的基本問題 102
談「劇詩」 105
詩與美感 109
漫談散文詩 114
詩與民歌 117
心靈的花朵——詩 123
話情詩 128
詩有新路可走嗎? 134
一腔孤憤又談詩 142
由「命題」到改詩——與史旅洛試談詩的見解 152
新詩的創建 159
理論與夾纏——再談新詩問題 166
從詩態到詩境 171
通論篇
秋、月與文學情緒 188
美學上的感性 192
文學的季節感 199
內容是什麼? 204
談客觀 208
香港人的型格 212
再談香港人的型格 216
三談香港人的型格 221
關於文藝這一話題 226
文章出處表 240
小說篇
怎樣寫成一篇小說? 002
談短篇小說 006
從「才子佳人」說起 010
論偵探小說 014
小說的概念 025
關於歷史小說 030
向宗教挑戰的科學預言小說 034
今日小說最新途徑 性格的發現 037
現代小說的定義和起源 040
中國小說的發展歷程 044
從「鴛鴦蝴蝶」到「都市傳奇」 047
小說魅力的所在 051
武俠小說的存在與價值 055
散文篇
新聞文藝與報告文學 066
散文.散文的情韻 069
雜文的道路 073
談小品 077
散文的欣賞與構思 080
散文的沿革 087
談談「雜文」 093
新詩篇
「詩」底革命 098
從韻律到民族本位——再談新詩的基本問題 102
談「劇詩」 105
詩與美感 109
漫談散文詩 114
詩與民歌 117
心靈的花朵——詩 123
話情詩 128
詩有新路可走嗎? 134
一腔孤憤又談詩 142
由「命題」到改詩——與史旅洛試談詩的見解 152
新詩的創建 159
理論與夾纏——再談新詩問題 166
從詩態到詩境 171
通論篇
秋、月與文學情緒 188
美學上的感性 192
文學的季節感 199
內容是什麼? 204
談客觀 208
香港人的型格 212
再談香港人的型格 216
三談香港人的型格 221
關於文藝這一話題 226
文章出處表 240
從筆戰看舊日期刊的價值
——《文學小識》代序
以前受香港藝術發展局資助整理《香港文學書目續編》的時候，看到有人評論，大意是：這些工作，弄個網頁整理就好了，何必資助這些計劃？我是參與者，當然生氣，但是究竟怎樣說明整理資料出版的意義呢？我一直想不通。但是，經過這些年的出版工作，尤其是這一本遲來的《文學小識》，倒覺得心中開始有了答案。
整理出版文獻資料，除了一些資料、數據，更重要的是看到每一個文化人在特定的文化場域如何寫作、研究，甚至與人爭辯。從這個角度看，整理慕容羽軍前輩早年的評論文章，其實可以看到有好幾個論戰圍繞著他和當時的文壇。當時的辯論過程是否有意氣之爭，也許可以作為茶餘飯後的文壇八卦，但今日時過境遷、人事滄桑已變得不重要；重要的是他們討論的問題，都是認真地探討文學的某些概念。本文則以慕容羽軍經歷過的一場筆戰，研究當時的文學概念和文化場域。
這一場筆戰發生在一九五〇年代的《文壇》，分別是〈論偵探小說〉（《文壇》第135期，1956年6月）和〈武俠小說的存在與價值〉（《文壇》第181期，1960年4月），細看兩篇文章，論偵探的也在討論武俠；論武俠的亦兼議偵探。慕容羽軍在〈論偵探小說〉開頭就說：「一提起『偵探小說』。免不了使人有『卑之無甚高』之感，這是習慣使然，也是中國文壇之各類作家並未普遍發展和普遍提高每一類作品的境界有以致之。」可見，所謂通俗文學，當時人的概念就是用來消遣的，作者也未必覺得創作一部偵探小說是好光榮的事。回頭看當年的出版物，例如三毫子、四毫子小說，當中是有偵探這一類的作品，但作者的署名很多都是筆名。其中一個（當然不是唯一）的理由就是這些創作，上不了大場面，才不想給人知道。
所以，作者才要撰文扭轉大眾的觀念：
其實，偵探小說本身並沒有什麼值得非議之處，善於運用偵探小說的特性，也未始不是一種良好的教育工具，一如近日來有一般人非議連環圖畫一樣；不止我這麼想，許多人已經埋頭去做了，連環圖畫的壞處並不是因為它是「連環圖畫」，而是因為它沒有好的內容。有了好的內容，連環圖畫該不再是壞的東西了。同樣，有了好的內容，偵探小說也能成為好的東西。所以，我們看偵探小說的地位，必須先行改變固有的觀念，把這種觀念看做和其他的愛情小說也好，心理小說也好，都列為同一的地位，才不失為對文學的一種純正的態度。
慕容羽軍苦口婆心地說偵探小說「本身並沒有什麼值得非議之處」、「未始不是一種良好的教育工具」、「同樣，有了好的內容。偵探小說也能成為好的東西」，正正是因為當時社會的主流意見、甚至文學界内部的意見都覺得偵探小說「確實值得非議」、「教壞孩子」、「不是一個好東西」，才會不嫌麻煩，一再辯護。
當然以上的辯護，還需要一些實質的證據立論，因此下文才追尋源頭，說到中國偵探小說的產生原因：
我國古代的立法，沒有今天想得那麼週到，……因此，偵探的行為是由於法治和人權擴展了的國度或社會才感到需要，在這同時，偵探小說的滋長，便應運而生。
為某種文類尋找存在的合法性，本身正是因為它處於弱勢，須要訴諸權威，以鞏固它的地位。這些做法，本身沒有對錯可言，只要言之成理即可。回顧慕容羽軍的說法，這種對法治和人權的願景，既是挖掘古代中國人的文化潛意識，也是對當前社會現況的間接批評。
為偵探小說鳴不平之外，慕容羽軍在這篇文章卻忽然也說到武俠小說：
我國的偵探小說，深入的研究，多少是淵源自武俠小說，最少，也和武俠小說相通，這些現象，已經是近代的了……
偵探源自武俠，那既然偵探可登大雅之堂，更別說始祖的武俠小說了。這種說法，隱隱然為之後寫的文章〈武俠小說的存在與價值〉鋪路。
要了解這篇文章撰寫的原因，一定要熟悉當時文化界正在討論甚麼。文章刊登於一九六〇年四月，就在數個月之前，一九五九年十二月八日，胡適在台北木柵的世界新聞學校演講，主題是「新聞記者的修養」，有一段厚偵探薄武俠的言論：
我們中國文學的唯一的缺點，就是沒有翻譯的最好的偵探小說。現在有許多報紙都刊武俠小說，許多人也看武俠小說，其實武俠小說實在是最下流的。偵探小說是提倡科學精神的，沒有一篇偵探小說，不是用一種科學的方法去求證一件事實的真相的。
這在當時是引起很多的討論。演講兩日之後，即十二月十日，金庸在《明報》就寫了一篇社評文章：〈最下流之胡適之〉，内容有一段非常激烈的言辭：
胡適之博士胡適之乎？……何以又適台灣也？原來在胡博士眼中，台灣非中國地也，乃美國地也。胡適之適台灣，非履中土，乃處於我祖宗老爺美國之偉大土地也。於是美國人送「我的朋友胡適之」以博士銜，有骨氣之中國人卻稱之為「最下流之胡適之」焉！
明眼人一看關鍵字「最下流」，就知道胡適演講的内容傳到香港去，金庸是真的生氣了。
生氣的不止金庸，慕容羽軍都覺得胡適所言非常不公：
記得四年前，我曾在本刊發表一篇〈論偵探小說〉。我寫成此文時，曾與好幾位文藝雜誌的編者談論過，他們都認為「偵探小說」是不足道的，因此，他們不止表示反對，而且更反對我去討論它。但是，我堅決相信，偵探小說無論如何是小說的一種，即如小說是文學的一種一樣。最近，首倡新文藝運動的胡適博士也發表了一篇演講辭，指出偵探小說也是文學的一種；於是，有些反對偵探小說的人悄悄地也贊同起來了。胡氏所講的內容，和我四年前的文字不謀而合。雖然他這麼說了，我並不以為胡適的見解和我相同便認為有什麼光榮，相反的，我對胡適博士同時所發表勸人多看偵探小說，勿看武俠小說這句話表示反對。
慕容羽軍捍衛偵探小說的價值，但沒有把胡適視為同道。理由之前已提過，在他的心中，偵探源自武俠，兩者可謂類近母子關係，絕對不可能發生母體文類下流，因而脫胎產生出來的文類是上流的道理。
文章繼而也提到，猜測大眾討厭武俠小說的理由是：
我曾綜合了一些反對武俠小說的人底意見，大概有下列幾個感覺：一、由於一些人看了早期的武俠小說而產生偏執的印象。這原因是由於早期的武俠小說多帶點神怪色彩。他們認為其中所說的劍仙吐納，把鋒利的寶劍變成彈丸，吞到肚裡的怪誕方法，足以導致少年人想入非非，而令一些孩子有入山拜師學劍的幻想；二、有些人認為描寫一個劍客的武功過份驚人，根本是常人所不可能的，因此，變成了一種非現實的小說而失卻其文學上的價值；三、更有一些人因為香港較早些時出現的新派武俠小說是在左派報刊上風行起來，同時，又由於有一個武俠小說雜誌與左派人士因這一個問題展開筆戰而掀起了一種政治成見，認為武俠小說是左派的產物，統戰的工具。
第一點的「怪力亂神」，其實就是站在儒家文學觀的角度來看武俠小說，文學有教育功能，但武俠小說只會教壞人，所以是既不道德，也沒有藝術價值。第二點，就是一種極端現實主義的文藝觀，以為要寫的材料只能是當前社會發生過，不模仿真正存在的世界，就不成其為文學。這兩點，現在看來，當然是完全過時了，但確實反映了五六十年代一般人對嚴肅文學的想像和要求。
至於第三點，則是從香港的武俠小說產生的背景來看。慕容羽軍覺得武俠小說自古代就有，胡適怎會不知道？在胡博士的心中，出問題的可能是當時在香港新興起的武俠小說。一九五四年一月香港太極拳吳公儀和白鶴派陳克夫兩位武師，從報上的口水戰進而約定面對面一決高下，賽事在澳門舉行。當時左派報紙《新晚報》編輯羅孚立即找梁羽生馬上寫一篇武俠小說應景。一月十七日比武，二十二日梁羽生就在報章開始連載他第一部武俠小說《龍虎鬥京華》。梁羽生的筆法和之前的武俠小說迴異，棄用文言，全用白話，以現代的文藝小說風格下筆。小說技巧參考外國文學之餘，更滲入少年男女的愛情，因此大受歡迎。因此，新的香港武俠小說，比較有名的如梁羽生、金庸等，實際上都是出身自左派報刊的系統。胡適會不會懷疑這種武俠小說，它的寫作是由特殊的任務？真相是如何不重要，重要的是在慕容羽軍的眼中，胡適之所以討厭武俠小說，似乎和政治有關係。這對於一向政治中立，少言派別的他來說，無疑容易反感。
由此看來，慕容羽軍的評論文章，抽離歷史語境的話，當然也有學術的價值。但是，如果放回具體的歷史情境，折射出的社會、文化、政治信息，也一樣是值得仔細探究的課題。
——《文學小識》代序
以前受香港藝術發展局資助整理《香港文學書目續編》的時候，看到有人評論，大意是：這些工作，弄個網頁整理就好了，何必資助這些計劃？我是參與者，當然生氣，但是究竟怎樣說明整理資料出版的意義呢？我一直想不通。但是，經過這些年的出版工作，尤其是這一本遲來的《文學小識》，倒覺得心中開始有了答案。
整理出版文獻資料，除了一些資料、數據，更重要的是看到每一個文化人在特定的文化場域如何寫作、研究，甚至與人爭辯。從這個角度看，整理慕容羽軍前輩早年的評論文章，其實可以看到有好幾個論戰圍繞著他和當時的文壇。當時的辯論過程是否有意氣之爭，也許可以作為茶餘飯後的文壇八卦，但今日時過境遷、人事滄桑已變得不重要；重要的是他們討論的問題，都是認真地探討文學的某些概念。本文則以慕容羽軍經歷過的一場筆戰，研究當時的文學概念和文化場域。
這一場筆戰發生在一九五〇年代的《文壇》，分別是〈論偵探小說〉（《文壇》第135期，1956年6月）和〈武俠小說的存在與價值〉（《文壇》第181期，1960年4月），細看兩篇文章，論偵探的也在討論武俠；論武俠的亦兼議偵探。慕容羽軍在〈論偵探小說〉開頭就說：「一提起『偵探小說』。免不了使人有『卑之無甚高』之感，這是習慣使然，也是中國文壇之各類作家並未普遍發展和普遍提高每一類作品的境界有以致之。」可見，所謂通俗文學，當時人的概念就是用來消遣的，作者也未必覺得創作一部偵探小說是好光榮的事。回頭看當年的出版物，例如三毫子、四毫子小說，當中是有偵探這一類的作品，但作者的署名很多都是筆名。其中一個（當然不是唯一）的理由就是這些創作，上不了大場面，才不想給人知道。
所以，作者才要撰文扭轉大眾的觀念：
其實，偵探小說本身並沒有什麼值得非議之處，善於運用偵探小說的特性，也未始不是一種良好的教育工具，一如近日來有一般人非議連環圖畫一樣；不止我這麼想，許多人已經埋頭去做了，連環圖畫的壞處並不是因為它是「連環圖畫」，而是因為它沒有好的內容。有了好的內容，連環圖畫該不再是壞的東西了。同樣，有了好的內容，偵探小說也能成為好的東西。所以，我們看偵探小說的地位，必須先行改變固有的觀念，把這種觀念看做和其他的愛情小說也好，心理小說也好，都列為同一的地位，才不失為對文學的一種純正的態度。
慕容羽軍苦口婆心地說偵探小說「本身並沒有什麼值得非議之處」、「未始不是一種良好的教育工具」、「同樣，有了好的內容。偵探小說也能成為好的東西」，正正是因為當時社會的主流意見、甚至文學界内部的意見都覺得偵探小說「確實值得非議」、「教壞孩子」、「不是一個好東西」，才會不嫌麻煩，一再辯護。
當然以上的辯護，還需要一些實質的證據立論，因此下文才追尋源頭，說到中國偵探小說的產生原因：
我國古代的立法，沒有今天想得那麼週到，……因此，偵探的行為是由於法治和人權擴展了的國度或社會才感到需要，在這同時，偵探小說的滋長，便應運而生。
為某種文類尋找存在的合法性，本身正是因為它處於弱勢，須要訴諸權威，以鞏固它的地位。這些做法，本身沒有對錯可言，只要言之成理即可。回顧慕容羽軍的說法，這種對法治和人權的願景，既是挖掘古代中國人的文化潛意識，也是對當前社會現況的間接批評。
為偵探小說鳴不平之外，慕容羽軍在這篇文章卻忽然也說到武俠小說：
我國的偵探小說，深入的研究，多少是淵源自武俠小說，最少，也和武俠小說相通，這些現象，已經是近代的了……
偵探源自武俠，那既然偵探可登大雅之堂，更別說始祖的武俠小說了。這種說法，隱隱然為之後寫的文章〈武俠小說的存在與價值〉鋪路。
要了解這篇文章撰寫的原因，一定要熟悉當時文化界正在討論甚麼。文章刊登於一九六〇年四月，就在數個月之前，一九五九年十二月八日，胡適在台北木柵的世界新聞學校演講，主題是「新聞記者的修養」，有一段厚偵探薄武俠的言論：
我們中國文學的唯一的缺點，就是沒有翻譯的最好的偵探小說。現在有許多報紙都刊武俠小說，許多人也看武俠小說，其實武俠小說實在是最下流的。偵探小說是提倡科學精神的，沒有一篇偵探小說，不是用一種科學的方法去求證一件事實的真相的。
這在當時是引起很多的討論。演講兩日之後，即十二月十日，金庸在《明報》就寫了一篇社評文章：〈最下流之胡適之〉，内容有一段非常激烈的言辭：
胡適之博士胡適之乎？……何以又適台灣也？原來在胡博士眼中，台灣非中國地也，乃美國地也。胡適之適台灣，非履中土，乃處於我祖宗老爺美國之偉大土地也。於是美國人送「我的朋友胡適之」以博士銜，有骨氣之中國人卻稱之為「最下流之胡適之」焉！
明眼人一看關鍵字「最下流」，就知道胡適演講的内容傳到香港去，金庸是真的生氣了。
生氣的不止金庸，慕容羽軍都覺得胡適所言非常不公：
記得四年前，我曾在本刊發表一篇〈論偵探小說〉。我寫成此文時，曾與好幾位文藝雜誌的編者談論過，他們都認為「偵探小說」是不足道的，因此，他們不止表示反對，而且更反對我去討論它。但是，我堅決相信，偵探小說無論如何是小說的一種，即如小說是文學的一種一樣。最近，首倡新文藝運動的胡適博士也發表了一篇演講辭，指出偵探小說也是文學的一種；於是，有些反對偵探小說的人悄悄地也贊同起來了。胡氏所講的內容，和我四年前的文字不謀而合。雖然他這麼說了，我並不以為胡適的見解和我相同便認為有什麼光榮，相反的，我對胡適博士同時所發表勸人多看偵探小說，勿看武俠小說這句話表示反對。
慕容羽軍捍衛偵探小說的價值，但沒有把胡適視為同道。理由之前已提過，在他的心中，偵探源自武俠，兩者可謂類近母子關係，絕對不可能發生母體文類下流，因而脫胎產生出來的文類是上流的道理。
文章繼而也提到，猜測大眾討厭武俠小說的理由是：
我曾綜合了一些反對武俠小說的人底意見，大概有下列幾個感覺：一、由於一些人看了早期的武俠小說而產生偏執的印象。這原因是由於早期的武俠小說多帶點神怪色彩。他們認為其中所說的劍仙吐納，把鋒利的寶劍變成彈丸，吞到肚裡的怪誕方法，足以導致少年人想入非非，而令一些孩子有入山拜師學劍的幻想；二、有些人認為描寫一個劍客的武功過份驚人，根本是常人所不可能的，因此，變成了一種非現實的小說而失卻其文學上的價值；三、更有一些人因為香港較早些時出現的新派武俠小說是在左派報刊上風行起來，同時，又由於有一個武俠小說雜誌與左派人士因這一個問題展開筆戰而掀起了一種政治成見，認為武俠小說是左派的產物，統戰的工具。
第一點的「怪力亂神」，其實就是站在儒家文學觀的角度來看武俠小說，文學有教育功能，但武俠小說只會教壞人，所以是既不道德，也沒有藝術價值。第二點，就是一種極端現實主義的文藝觀，以為要寫的材料只能是當前社會發生過，不模仿真正存在的世界，就不成其為文學。這兩點，現在看來，當然是完全過時了，但確實反映了五六十年代一般人對嚴肅文學的想像和要求。
至於第三點，則是從香港的武俠小說產生的背景來看。慕容羽軍覺得武俠小說自古代就有，胡適怎會不知道？在胡博士的心中，出問題的可能是當時在香港新興起的武俠小說。一九五四年一月香港太極拳吳公儀和白鶴派陳克夫兩位武師，從報上的口水戰進而約定面對面一決高下，賽事在澳門舉行。當時左派報紙《新晚報》編輯羅孚立即找梁羽生馬上寫一篇武俠小說應景。一月十七日比武，二十二日梁羽生就在報章開始連載他第一部武俠小說《龍虎鬥京華》。梁羽生的筆法和之前的武俠小說迴異，棄用文言，全用白話，以現代的文藝小說風格下筆。小說技巧參考外國文學之餘，更滲入少年男女的愛情，因此大受歡迎。因此，新的香港武俠小說，比較有名的如梁羽生、金庸等，實際上都是出身自左派報刊的系統。胡適會不會懷疑這種武俠小說，它的寫作是由特殊的任務？真相是如何不重要，重要的是在慕容羽軍的眼中，胡適之所以討厭武俠小說，似乎和政治有關係。這對於一向政治中立，少言派別的他來說，無疑容易反感。
由此看來，慕容羽軍的評論文章，抽離歷史語境的話，當然也有學術的價值。但是，如果放回具體的歷史情境，折射出的社會、文化、政治信息，也一樣是值得仔細探究的課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