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班三十來歲的年輕人，站在左上右落的旋轉門外，逃離爾虞我詐的會議室，回歸簡約，重投文本世界，以真心誠意重新整理一份反映他們對香港社會的點滴情懷。
《三十以後》結集了「三十會」成員在過往年多以來，於本地中文媒體發表的文章。卸下瑰麗的包裝，二十多位作者將返回原位，帶領各位讀者從弱勢社群與社會企業的發展，走進規劃與保育的吊詭，再抽離教育與環保的迷思，漫遊於公共政策的羅網之上，最後卻仿佛跌入政制發展的終極困局之中；步步為營，發人深省。
行政會議成員張炳良教授：「作為反映這一代人部分的情懷、觀點與視野的文集，這本《三十以後》相信會承接其初次文集《三十而立》，同樣受到各方關注。」
文化人馬家輝先生：「書內所論主題，宏觀微察，遠寫照近察，統統有齊，雖然主題不一，但皆以自信打底，勇於對世界說，我在此，對此世界，我有意見，我有承擔，因為，這世界，我有份。」
「三十會」是一個匯聚青年專業人士之論壇組織，旨在深入認識當前香港面臨之各種問題，並積極參與及回饋社會。「三十會」沒有既定政治立場，沒有與任何團體聯繫，亦沒有其他組織或個人的財政支持。各成員本著獨立思考及深入研究的精神，對不同的社會議題發表意見，祈能為公眾帶來另一種見解與角度。
《三十以後》結集了「三十會」成員在過往年多以來，於本地中文媒體發表的文章。卸下瑰麗的包裝，二十多位作者將返回原位，帶領各位讀者從弱勢社群與社會企業的發展，走進規劃與保育的吊詭，再抽離教育與環保的迷思，漫遊於公共政策的羅網之上，最後卻仿佛跌入政制發展的終極困局之中；步步為營，發人深省。
行政會議成員張炳良教授：「作為反映這一代人部分的情懷、觀點與視野的文集，這本《三十以後》相信會承接其初次文集《三十而立》，同樣受到各方關注。」
文化人馬家輝先生：「書內所論主題，宏觀微察，遠寫照近察，統統有齊，雖然主題不一，但皆以自信打底，勇於對世界說，我在此，對此世界，我有意見，我有承擔，因為，這世界，我有份。」
「三十會」是一個匯聚青年專業人士之論壇組織，旨在深入認識當前香港面臨之各種問題，並積極參與及回饋社會。「三十會」沒有既定政治立場，沒有與任何團體聯繫，亦沒有其他組織或個人的財政支持。各成員本著獨立思考及深入研究的精神，對不同的社會議題發表意見，祈能為公眾帶來另一種見解與角度。
序∕張炳良
序∕馬家輝
三十以後——From梅艷芳to張學友to衛蘭∕李律仁
一︱攜手．扶助
社會對性工作者的歧視∕蔡穎思
從少數族裔看出香港精神∕趙賓
露宿者問題尚待解決∕賴茵芳、彭慧深
社會企業需要政商扶助∕蔡懿德
辦社會企業的錢財和人才∕王兼揚
二︱何日見青天
港人何日再見青天？∕李偉中
踏前一步 海闊天空∕莊綺雯、林中鳥
官商民合作解決跨境污染∕林中鳥
環保工業何去何從∕林中鳥
環境問題 政府責無旁貸∕王兼揚
環保無「免費午餐」 要取捨∕何建宗
三︱給我空間，發揮潛能
給我空間，發揮潛能∕小冰
教改中的中學 中學中的教改∕李君傑
英語教育的三比七∕王兼揚
俯首甘為學子愁∕王兼揚
填鴨式教育 暑假失樂趣∕李君傑
四︱發展與保育
建「大珠三角」保香港優勢∕張亮
別矣，西施∕王兼揚
地標的魔咒∕劉培榮
貧窮加老化 觀塘重建難∕劉培榮
泛珠合作不能空泛∕林中鳥
借鏡丹麥 改造城市利保育∕鄭敏華
盛載豬腩肉的桶∕王兼揚
替皇后碼頭評了級又如何？∕王兼揚
不只是碼頭的皇后碼頭∕陳玉峰、張正樑
不合時宜的文物評級制∕解端泰
原封未動的文物政策∕王兼揚
城市管理的妙問妙答∕鄭敏華
「肯捱」不是優點是負累∕王兼揚
五︱公共政策的迷思
世界盃主場未必有利∕王兼揚
禁止散養家禽的鬧劇∕劉培榮
公屋還是福利品嗎？∕劉培榮
縱立競爭法，那又如何？∕李律仁
黃金夢醒又如何？∕王兼揚
本土經濟不是小販經濟∕劉培榮
《公平競爭法》的受惠者∕李律仁
成本效益成疑的商品及服務稅∕王兼揚
鼓勵商界發展銀髮市場∕魏華星
讓醫生登廣告 讓病人作選擇∕張亮
騙我兩次，抵我死！∕王兼揚
現行制度足以保證食物安全∕莊綺雯
公屋減租是下策∕劉培榮
公共醫療我感∕李昕
電影投資不用港府操心∕王兼揚
運動，可以代替行動嗎？∕林中鳥
港府為何不開放大氣電波？∕王兼揚
挑選優勝者，何德何能？∕王兼揚
別為彭博一句恭維沾沾自喜∕王兼揚
鼓勵生育政策杯水車薪∕王兼揚
工資保障運動的悲劇結局∕小冰
電子道路收費 值得試驗∕王兼揚
香港品牌之道：有麝自然香∕王兼揚
只求一時快感的預算案∕小冰
領匯有錯嗎？∕小冰
你有假金錶，我有發水樓∕而立
垃圾當資訊，諮詢當垃圾∕王兼揚
地鐵何須用重典∕李昕
給市場多一頭活牛∕小冰
六︱三十看新局
我們需要怎樣的發展局（一）∕林中鳥
我們需要怎樣的發展局（二）∕林中鳥
政制與內地事務局應先求諸己∕莫宜端
運輸及房屋局的困局∕小冰
理順三大關係 香港重見藍天∕何建宗
七︱政制三岔口
政治利益與問責∕劉培榮
特首選舉政綱的抄襲與博弈∕王兼揚
為自己的政治造勢∕李律仁
選委又如何？∕龔耀輝
從皇后碼頭看副局長的前途∕而立
功能組別何功何能？∕王兼揚
作者簡介
序∕馬家輝
三十以後——From梅艷芳to張學友to衛蘭∕李律仁
一︱攜手．扶助
社會對性工作者的歧視∕蔡穎思
從少數族裔看出香港精神∕趙賓
露宿者問題尚待解決∕賴茵芳、彭慧深
社會企業需要政商扶助∕蔡懿德
辦社會企業的錢財和人才∕王兼揚
二︱何日見青天
港人何日再見青天？∕李偉中
踏前一步 海闊天空∕莊綺雯、林中鳥
官商民合作解決跨境污染∕林中鳥
環保工業何去何從∕林中鳥
環境問題 政府責無旁貸∕王兼揚
環保無「免費午餐」 要取捨∕何建宗
三︱給我空間，發揮潛能
給我空間，發揮潛能∕小冰
教改中的中學 中學中的教改∕李君傑
英語教育的三比七∕王兼揚
俯首甘為學子愁∕王兼揚
填鴨式教育 暑假失樂趣∕李君傑
四︱發展與保育
建「大珠三角」保香港優勢∕張亮
別矣，西施∕王兼揚
地標的魔咒∕劉培榮
貧窮加老化 觀塘重建難∕劉培榮
泛珠合作不能空泛∕林中鳥
借鏡丹麥 改造城市利保育∕鄭敏華
盛載豬腩肉的桶∕王兼揚
替皇后碼頭評了級又如何？∕王兼揚
不只是碼頭的皇后碼頭∕陳玉峰、張正樑
不合時宜的文物評級制∕解端泰
原封未動的文物政策∕王兼揚
城市管理的妙問妙答∕鄭敏華
「肯捱」不是優點是負累∕王兼揚
五︱公共政策的迷思
世界盃主場未必有利∕王兼揚
禁止散養家禽的鬧劇∕劉培榮
公屋還是福利品嗎？∕劉培榮
縱立競爭法，那又如何？∕李律仁
黃金夢醒又如何？∕王兼揚
本土經濟不是小販經濟∕劉培榮
《公平競爭法》的受惠者∕李律仁
成本效益成疑的商品及服務稅∕王兼揚
鼓勵商界發展銀髮市場∕魏華星
讓醫生登廣告 讓病人作選擇∕張亮
騙我兩次，抵我死！∕王兼揚
現行制度足以保證食物安全∕莊綺雯
公屋減租是下策∕劉培榮
公共醫療我感∕李昕
電影投資不用港府操心∕王兼揚
運動，可以代替行動嗎？∕林中鳥
港府為何不開放大氣電波？∕王兼揚
挑選優勝者，何德何能？∕王兼揚
別為彭博一句恭維沾沾自喜∕王兼揚
鼓勵生育政策杯水車薪∕王兼揚
工資保障運動的悲劇結局∕小冰
電子道路收費 值得試驗∕王兼揚
香港品牌之道：有麝自然香∕王兼揚
只求一時快感的預算案∕小冰
領匯有錯嗎？∕小冰
你有假金錶，我有發水樓∕而立
垃圾當資訊，諮詢當垃圾∕王兼揚
地鐵何須用重典∕李昕
給市場多一頭活牛∕小冰
六︱三十看新局
我們需要怎樣的發展局（一）∕林中鳥
我們需要怎樣的發展局（二）∕林中鳥
政制與內地事務局應先求諸己∕莫宜端
運輸及房屋局的困局∕小冰
理順三大關係 香港重見藍天∕何建宗
七︱政制三岔口
政治利益與問責∕劉培榮
特首選舉政綱的抄襲與博弈∕王兼揚
為自己的政治造勢∕李律仁
選委又如何？∕龔耀輝
從皇后碼頭看副局長的前途∕而立
功能組別何功何能？∕王兼揚
作者簡介
序
「三十會」乃近年冒起得很快的公民社會團體之一。其廣受各方注視，並非因為什麼備受當局政治青睞，而是由於它乃實實在在極具代表性的一個組合，或可說已成為二○○三年「七一」後香港新政治其中的一個符號。它象徵三十世代（三十多歲）的青壯專業一代踏上社會舞台，當仁不讓地肩負就公共事務建言獻策的角色，並積極在工餘業餘投身社會服務及公職，如關顧弱勢社群、倡議管治改革、推廣環境及文物保育等。
「三十會」一向予人重理性思考、富感情活力之感，不囿於一時的政治正確性或教條，有理想抱負，有多元包容，也有專業實踐。難得的是，它內部的意見光譜，十分廣闊。今天的三十世代已逐漸成為各行各業的中流砥柱，及社會的接班一代。作為反映這一代人部分的情懷、觀點與視野的文集，這本《三十以後》相信會承接其初次文集《三十而立》，同樣受到各方關注。
張炳良教授
特區行政會議成員
香港教育學院候任校長
二○○七年十一月
序
三十歲語言學
一九一一年，滿清倒台，民國創建，孫中山建立了臨時政府，自任臨時大總統，時年四十六歲，但已經算是「老頭子」了。
為什麼？
你看看中華民國臨時政府的高官名單便知道了。
秘書長，胡漢民，三十三歲；陸軍總長，黃興，三十八歲；陸軍次長，蔣作賓，二十八歲；海軍次長，湯薌銘，二十五歲；外交總長，王寵惠，三十一歲；外交次長，魏宸組，二十七歲；內務次長，居正，三十六歲；財政次長，王源猷，三十四歲；司法次長，呂志伊，三十一歲；教育次長，景耀月，二十九歲；實業次長，馬君武，三十二歲；交通次長，于右任，三十三歲；法制局局長，宋教仁，三十歲……。
你印象中的北大校長、不合作主義者蔡元培，應該是一個白髮蒼蒼的老頭子，對不對？
其實在革民初成之際，蔡元培擔任臨時政府的教育總長，才不過四十四歲，即連蔣介石的拜把兄弟陳其美，在袁世凱掌權時出任工商總長，也不過三十六歲。這些高官，用今時今地的標準看，大多只屬三字頭的「童子軍」。
所以說啊，世態愈亂，生命的起步點可能愈早，因為，世界等不及了，年輕人也等不及了，他們有互相提早需要的理由。
感謝老天也祈求老天，二十一世紀的世態畢竟不一樣了，二十一世紀的中國不必要再出現血流成河的武力革命了，新世代的年輕人在和平環境裡成長、探索，擁有較多的機會和較長的時間去打造自己，他們的生命起步點肯定比較遲，人到三十歲，可能仍只處於專業初階，甚至，可能仍在求學、仍在跟父母共住；在宋教仁和黃興為了國家大事拋頭顱、灑熱血的年紀裡，他們可能仍在為了未明的生命目標煩惱傷感。
然而，這絕不表示他們對這世界沒有發言權利，更不表示他們對這世界沒有推動參與，因為，他們至少手上有筆。
「三十會」就是一群手上有筆也勇於利用手中之筆的年輕人。這群女男，或在讀書，或已在職，但不論學歷高低或薪酬厚薄，他們顯然皆沒放棄跟社會積極對話，因此常於公餘圍聚，結社、集會、論政、評時，彼此分享對於社會的見解與期許，又把彼此的分享形諸筆墨、發於報刊，跟所有未夠三十歲或已逾三十歲的讀者商討交流。
這本《三十以後》就是他們的分享和交流成果。書內所論主題，宏觀微察，遠寫照近察，統統有齊，雖然主題不一，但皆以自信打底，勇於對世界說，我在此，對此世界，我有意見，我有承擔，因為，這世界，我有份。箇中意志，何等篤定，其實跟宋教仁和黃興的三十歲意志沒有太大差距。
或許這就是三十歲上下的可愛與可敬，無以名之，且稱之為「三十歲語言學」，我看了，動容不已，想必是，因為我也曾經三十。
馬家輝
香港城市大學中國文化中心助理主任
《明報》世紀副刊策劃顧問
二○○七年十二月
三十以後——From梅艷芳to張學友to衛蘭
李律仁
從一九九七年到二○○七年，對「三十會」大部分成員而言，最明顯的變化是度過三十而立之年，告別了二十幾歲時的青春無限。在回歸後的這十年，我們由初出茅廬的小夥子，經過社會種種的洗禮，慢慢變成夾在理想和現實中間的青年。
香港經濟在八十年代起飛，比我們年長十歲、六字頭出生的師兄師姐在最好的時候投身社會，搭上了開往繁榮盛世的列車。雖然途中發生八九民運天安門事件，大家一度出現信心危機，但沒有隨移民潮而離開的中堅分子，再熬過幾年便遇上香港經濟的黃金時期，事業可謂一日千里，結果成為最幸運的一群。當然，香港今日的成功多得他們努力，同時亦值得他們自豪。
一九八七年香港的最受歡迎歌手是梅艷芳，而「百變梅艷芳」也標誌香港成功的第一個階段：大陸和台灣的聽眾觀眾會克服語言障礙去聽廣東歌看香港電影，香港的演藝工作者不用考慮其他地方的人的生活背景和口味。當時香港一枝獨秀，領導整個華語區。
七字頭出生的「三十會」大部分成員在九十年代出道時，趕上了經濟快速增長的尾班車並獲得不錯的發展機會，這使很多朋友深信：讀好書可以出人頭地，成功靠自己努力。在這方面，我們繼承了前輩的「香港價值」。而由於中港兩地經濟上逐漸融合，我們亦開始學習適應其帶來的改變以及來自內地的競爭。
一九九七年的年度金曲獎得獎歌手是張學友，這位曾經以駕駛貨車謀生、由「十八區業餘歌唱大賽」出身、國語歌與廣東歌同樣叫好叫座的四大天王之一，標誌香港的另一個階段：由本地出發，累積了經驗及實力再往外面發展，「香港製造」同時主動適應更大的舞台。
相比之下，遲我們十年出道、八字頭出生的師弟師妹便是較辛苦的一群。輪到了他們抱理想踏入社會時，香港已經經歷過亞洲金融風暴、董建華政府「八萬五」等政策失誤和地產泡沫爆破，本地經濟不再像一輛高速火車頭，市場對新入職人士需求下降，提供往上爬的台階也不能跟從前相提並論。而且大學學位不斷增加，畢業生多了，機會自然較少。更重要的是隨內地新一代的教育水平獲得提升，香港現在二十來歲的一輩人所要面對的競爭，確實比以前更要複雜和劇烈。
二○○七年的歌曲頒獎禮還未舉行；去年的卓越表現金獎得獎歌手是衛蘭。這位剛出道時不斷被傳媒狠心批評其身材外表、但憑唱功獲得肯定的小妮子，是否可以說是代表新一代的香港人？雖然現在要面對的競爭比以前劇烈，而且社會好像越來越講究包裝和外表，但成功依然靠實力。至於將來的表現，大家對她以及新一代都是寄予厚望並拭目以待！
衛蘭的走紅也是對壟斷本地樂壇的幾家唱片公司的一種反彈。在她之前由某娛樂公司捧出來的一批批新人，到現在仍然半紅不黑。別以為聽流行曲的少男少女什麼都不懂，會盲目接受你向他們輸送的東西。香港樂壇要繼續發展，必須給予歌手競爭和發揮能力的環境。 作為一群「靠自己」的專業人士，我們希望香港的環境也是一樣。我們討厭任何形式的特權或官商勾結，要求有公平的競爭和讓各競爭者都可以發揮能力（包括創意和勞力）的環境。
我們對競爭環境的訴求，遠遠超越一條成效存疑的公平競爭法所能滿足。我們中間的建築師朋友經常要與規劃及工程部門打交道，明白政府的規劃方法和行政程序其實是有意或無意地向大地產商傾斜。會計師了解中小企業面對衙門的困難；律師看到受害人訴冤無門；社工或有參與社會運動的朋友，更直接接觸到弱勢社群真心希望自食其力但為環境所不容時那份無力感。政府號稱不干預市場，但它種種的監管要求及行政程序，都足以扭曲市場的自然運作。
例如某福利機構一直有幫助低技術人士就業，主要是承包一些政府部門的清潔工作合約。聽到曾蔭權特首提倡社會企業，該機構於是成立一家子公司，引入少許商業運作模式，希望把事情做得更好。問題卻立即接踵而來：判合約的政府部門不承認該機構過往的良好記錄可以算作子公司的經驗，稅務局查問福利機構是否搞牟利活動，機構內部管理層擔心會影響向政府申請年度撥款……結果社會企業搞不成，福利模式繼續。
順帶一提，「三十會」的一些朋友正在籌備成立SVHK（香港社會企業創投基金），希望利用我們的專業知識，幫助社會企業掌握商業運作並在市場自立。等政府政策配合，不如靠自己踏出一條路！
再舉另一個例子：政府全資擁有並批地補貼的九廣鐵路，就西鐵荃灣西站上蓋物業發展權招標，卻因為只有三家地產商（正就是香港最大的三家）投標而達不到好價錢，結果決定暫時不批出發展合約。如果大家留意鐵路公司原本的要求，將不難明白為什麼只有三家最大的地產商投標。該地盤面積二十五萬平方呎，可建七幢五十層高的住宅大樓，估計可提供一千八百個住宅單位。發展商還要負責興建一幢小學及一所老人院！請問有多少地產商有這樣的財力資源？
然而，政府就是喜歡批出大面積的地皮，既方便城市規劃，又省卻了興建公共設施的麻煩：巴士站、垃圾站、社區會堂、休憩空間，甚至學校和老人院都由地產商負責。如此的發展模式，造成在舊區的細小項目無人問津，久而久之老化，結果要由市區重建局（一個政府機關與地產發展商的混合體）收地，最後蓋出來的又是大型屋苑和購物商場。
轉個角度來說：政府要鼓勵本地文化，但大家可有留意到，香港沒有街頭表演？在紐約、倫敦和悉尼各地，人像素描、魔術、默劇、音樂等平民藝術為城市塗上沒有藍圖但燦爛的色彩，也是大眾文娛康樂的一部分。然而在香港，這類表演只有是地產商為旗下商場舉辦活動才會出現。日常在公眾場合搞街頭藝術是會給警察驅趕甚至起訴的！
香港的競爭環境正漸漸變為「只許州官（與商賈）放火、不准百姓點燈」。作為一群靠自己的專業人士，我們寧願政府少搞新思維，多花精神理順現有的政策和行政做法，拆牆鬆綁，讓大家有機會發揮自己的能力。
政府憑主觀願望去幫助社會，往往達不到實質效果，甚至會判錯症落錯藥。例如董建華政府視為一大德政的CEPA（兩地經濟緊密合作協議），惠及專業行業的老闆而不是大部分的專業人士，更幫不了香港本身的經濟。兩地的經濟融合，為老闆級的前輩帶來巨大商機，但對還在捱更抵夜的受薪一族，「北上」的代價往往大於好處。以會計界為例，四大會計師行在內地聘請越來越多比香港便宜的新人，生意擴充合夥人得益，但香港的年輕會計師就須要擔心內地競爭所造成的薪金壓力。
香港最基本的優勢是比內地完善的制度：法律和司法制度、商業運作模式，以及專業人士水平和操守的保證。對本地經濟長遠有利的是多吸引人流、資金流和物流到這裡來。在人流方面，自由行的效果有目共睹。最近中央政府同意擴大QDII（合資格國內機構投資者）機制，讓內地資金進入香港金融市場，此舉對香港保住金融中心地位將有莫大的意義。
物流方面，貨車運輸成本高昂是香港作為航運中轉站的最大問題，也是與鹽田等其他港口競爭時最吃虧的環節。然而，苦於要照顧本地貨車司機的飯碗，政府遲遲不敢進一步打通兩地的運輸和貨物報關安排。若一直這樣下去，受損失的是較高增值的環節，例如商務、貿易、出入口信貸等，結果將得不償失。
兩地經濟融合，本來就是各有所得所失而互利的關係。回歸之後，董建華政府的一項大失敗，就是把情況說成香港依賴內地，讓內地官員覺得香港動輒要求中央優待。其實自由行是各省市同胞的個人選擇，內地企業來港上市是因為它們看上了香港資本市場的種種好處，中央政府擴大QDII更是為了減低內地股市過熱泡沫過大的風險。這些都是有利內地和有利兩地市場發展的措施。
「三十會」的組織者其中幾個時常要跑大陸，也認識很多經常來港的內地官員、商家和專業人士，每次提到兩地的環境，大家均異口同聲地說：「香港好！在香港人身及財產有保障、做事有規矩。」例如，若你留意一下香港高等法院公司法法庭的案件，會發覺越來越多時候訴訟雙方都是內地人、生意也在內地，他們來香港註冊成立公司，為的就是香港的法律和金融制度！
香港人應該感到自豪：七百萬人市場與十三億人市場的融合過程之中，我們還保持多方面的優勢，可見香港必然有其特別之處。在新的競爭環境，只要不洩氣先打低自己，依然可以大展拳腳。
衛蘭還未曾灌錄過國語大碟，相信歌迷們正期望她大膽嘗試，利用香港演藝界的經驗和配套，打入內地市場尋求更大的發展。畢竟，藝術是需要空間和勇氣的。
有些商家富豪和保守派人物時常抱怨，說回歸後的香港變得政治化，無時無刻不在爭議聲中。
大事如「二十三條」立法、政改方案、開徵銷售稅等，會引發爭議和需要廣大討論還在常理之內，但小事如中電發電廠機組輕微故障、中文大學學生報討論性、迪士尼樂園控制入場人數，都可以鬧得熱哄哄，成為立法會議員表示關注的題目，社會人士是否失去了鎮定？意見領袖是否忘記了分寸？（也想問：議員們其實有多少精力去真正關注多少事情？）
林行止先生說得好：香港的為政者、社會領袖與市民大眾，大家的人文修養同樣膚淺。
蜘蛛俠的伯父兼養父對他諄諄告誡：With greater power comes greater responsibility。香港政府官員、議員，甚至大學校長都好像忘了這基本道理。所謂的順應民意其實是看民意調查、報紙頭條和早上電台烽煙節目做人，講一些快餐式、靠味精吸引人的說話，公共政策淪落為一場「鬥低」的競賽（race to the bottom）。
張學友製作香港第一部原創音樂劇《雪狼湖》時，會不會就劇本內容做民調？他的歌曲能繞梁三日，可是因為他刻意遷就唱卡拉OK的人的程度？（一批批唱這個程度的歌的新人，結果是輸給衛蘭。）
香港回歸以來，董建華政府一度嘗試領導社會，可惜其政策判斷屢屢失誤，願景脫離現實。第一屆曾蔭權政府來個一百八十度改變，避談願景，以即時的民意反應去衡量決策。救火速度及效率奇高，但不能減少火警的數目。政府官員疲於應付零碎事件，談不上什麼建樹。
特首並非直選產生、立法會議員靠批評政府拉攏選票、高官未適應新政治生態等都是問題的原因。也可以說，社會對很多事情未有共識。（共識是經過討論和思量所產生，帶有承擔，與就個別問題作反射性回應的民意不同。）
觀察香港回歸以來政府的施政，難免會有一個印象：為政者與社會越來越脫節。
近年公民社會發展得很快，大家都在尋找一些事物。鴉片戰爭的遺害不只是香港淪為殖民地，連人也忘了自己。回歸後我們猛然醒覺與洋人不同，與國人的經歷又存在頗大的差異，於是非常熱衷尋找本地文化，要建立一套特別屬於香港的東西。
「百變梅艷芳」其實經常引用日本或美國明星的歌曲及舞台造型。到了張學友，這已經不足夠，聽眾觀眾需要本地創新的元素。現在的衛蘭和其同輩歌手，方向還不清楚，還未找到自己的風格，所以樂壇也好像沒有很大的動力。
說回香港社會，在浩蕩的尋找身份過程，政府很容易與社會脫節——因為社會本身就是「立立亂」。以前政府與立法會議員拉鋸達致妥協，這方法已經不夠。在近來的天星碼頭皇后碼頭保育爭議、之前的保護維港運動、發動公眾討論空氣污染和屏風樓等事情上，議員們都是後知後覺。就教育、醫療、福利等民生問題，議員亦只是有一些立場性的論述，並無建設性的提案。
另外，傳統上政府透過各個委員會吸納社會意見的方法也出現局限。委員會及委員數目不斷膨脹，但很多人是本「純粹發表個人意見、政府聽不聽都無所謂」的態度參與，於是政府便很難靠這類渠道收集社會動態的訊息。
以「三十會」少少的經驗來說，在天星碼頭事件後，我們的組織者中有三名被邀請加入古物古蹟諮詢委員會。打從一開始三個人就自問，並且與會內會外其他人討論：進入委員會的目的是什麼？想推動的是什麼？討論後得出的答案：我們要保護的不是一幢幢舊建築物本身，而是建築物對我們——對香港人——的歷史意義。
也源於這個主導思想，我們想把委員會拉到群眾裡面，期望委員會的討論能夠有公眾參與。所以我們推動公開會議，以及就公眾關注的項目舉辦聽證會。同時我們積極與建築師學會等專業團體和社會上的保育人士交流意見和合作，一方面充實自己的知識，另一方面是希望了解他們的訴求背後的理由及感覺。雖然我們不能也不敢說代表社會，但起碼不是發表個人意見。我們努力理解更多人的想法，以及在能力範圍內認真考慮事情的各個角度，才作出有根據的提議。
借我們朋友沈旭輝的說法：現在是「行政吸納網絡」。政府要協助社會發展，必須透過廣闊的網絡收集不同的訊息，從而尋找可以達到的最大共識。
作為一群三十出頭的專業人士，香港是我們成長、居住並在事業上略有所成的地方，我們希望她可以好好地持續發展下去。畢竟，我們懷念梅艷芳、時常翻聽張學友的金曲，更期待衛蘭和其他本地新一代歌手未來的表現。
《信報》
二○○七年八月
「三十會」乃近年冒起得很快的公民社會團體之一。其廣受各方注視，並非因為什麼備受當局政治青睞，而是由於它乃實實在在極具代表性的一個組合，或可說已成為二○○三年「七一」後香港新政治其中的一個符號。它象徵三十世代（三十多歲）的青壯專業一代踏上社會舞台，當仁不讓地肩負就公共事務建言獻策的角色，並積極在工餘業餘投身社會服務及公職，如關顧弱勢社群、倡議管治改革、推廣環境及文物保育等。
「三十會」一向予人重理性思考、富感情活力之感，不囿於一時的政治正確性或教條，有理想抱負，有多元包容，也有專業實踐。難得的是，它內部的意見光譜，十分廣闊。今天的三十世代已逐漸成為各行各業的中流砥柱，及社會的接班一代。作為反映這一代人部分的情懷、觀點與視野的文集，這本《三十以後》相信會承接其初次文集《三十而立》，同樣受到各方關注。
張炳良教授
特區行政會議成員
香港教育學院候任校長
二○○七年十一月
序
三十歲語言學
一九一一年，滿清倒台，民國創建，孫中山建立了臨時政府，自任臨時大總統，時年四十六歲，但已經算是「老頭子」了。
為什麼？
你看看中華民國臨時政府的高官名單便知道了。
秘書長，胡漢民，三十三歲；陸軍總長，黃興，三十八歲；陸軍次長，蔣作賓，二十八歲；海軍次長，湯薌銘，二十五歲；外交總長，王寵惠，三十一歲；外交次長，魏宸組，二十七歲；內務次長，居正，三十六歲；財政次長，王源猷，三十四歲；司法次長，呂志伊，三十一歲；教育次長，景耀月，二十九歲；實業次長，馬君武，三十二歲；交通次長，于右任，三十三歲；法制局局長，宋教仁，三十歲……。
你印象中的北大校長、不合作主義者蔡元培，應該是一個白髮蒼蒼的老頭子，對不對？
其實在革民初成之際，蔡元培擔任臨時政府的教育總長，才不過四十四歲，即連蔣介石的拜把兄弟陳其美，在袁世凱掌權時出任工商總長，也不過三十六歲。這些高官，用今時今地的標準看，大多只屬三字頭的「童子軍」。
所以說啊，世態愈亂，生命的起步點可能愈早，因為，世界等不及了，年輕人也等不及了，他們有互相提早需要的理由。
感謝老天也祈求老天，二十一世紀的世態畢竟不一樣了，二十一世紀的中國不必要再出現血流成河的武力革命了，新世代的年輕人在和平環境裡成長、探索，擁有較多的機會和較長的時間去打造自己，他們的生命起步點肯定比較遲，人到三十歲，可能仍只處於專業初階，甚至，可能仍在求學、仍在跟父母共住；在宋教仁和黃興為了國家大事拋頭顱、灑熱血的年紀裡，他們可能仍在為了未明的生命目標煩惱傷感。
然而，這絕不表示他們對這世界沒有發言權利，更不表示他們對這世界沒有推動參與，因為，他們至少手上有筆。
「三十會」就是一群手上有筆也勇於利用手中之筆的年輕人。這群女男，或在讀書，或已在職，但不論學歷高低或薪酬厚薄，他們顯然皆沒放棄跟社會積極對話，因此常於公餘圍聚，結社、集會、論政、評時，彼此分享對於社會的見解與期許，又把彼此的分享形諸筆墨、發於報刊，跟所有未夠三十歲或已逾三十歲的讀者商討交流。
這本《三十以後》就是他們的分享和交流成果。書內所論主題，宏觀微察，遠寫照近察，統統有齊，雖然主題不一，但皆以自信打底，勇於對世界說，我在此，對此世界，我有意見，我有承擔，因為，這世界，我有份。箇中意志，何等篤定，其實跟宋教仁和黃興的三十歲意志沒有太大差距。
或許這就是三十歲上下的可愛與可敬，無以名之，且稱之為「三十歲語言學」，我看了，動容不已，想必是，因為我也曾經三十。
馬家輝
香港城市大學中國文化中心助理主任
《明報》世紀副刊策劃顧問
二○○七年十二月
三十以後——From梅艷芳to張學友to衛蘭
李律仁
從一九九七年到二○○七年，對「三十會」大部分成員而言，最明顯的變化是度過三十而立之年，告別了二十幾歲時的青春無限。在回歸後的這十年，我們由初出茅廬的小夥子，經過社會種種的洗禮，慢慢變成夾在理想和現實中間的青年。
香港經濟在八十年代起飛，比我們年長十歲、六字頭出生的師兄師姐在最好的時候投身社會，搭上了開往繁榮盛世的列車。雖然途中發生八九民運天安門事件，大家一度出現信心危機，但沒有隨移民潮而離開的中堅分子，再熬過幾年便遇上香港經濟的黃金時期，事業可謂一日千里，結果成為最幸運的一群。當然，香港今日的成功多得他們努力，同時亦值得他們自豪。
一九八七年香港的最受歡迎歌手是梅艷芳，而「百變梅艷芳」也標誌香港成功的第一個階段：大陸和台灣的聽眾觀眾會克服語言障礙去聽廣東歌看香港電影，香港的演藝工作者不用考慮其他地方的人的生活背景和口味。當時香港一枝獨秀，領導整個華語區。
七字頭出生的「三十會」大部分成員在九十年代出道時，趕上了經濟快速增長的尾班車並獲得不錯的發展機會，這使很多朋友深信：讀好書可以出人頭地，成功靠自己努力。在這方面，我們繼承了前輩的「香港價值」。而由於中港兩地經濟上逐漸融合，我們亦開始學習適應其帶來的改變以及來自內地的競爭。
一九九七年的年度金曲獎得獎歌手是張學友，這位曾經以駕駛貨車謀生、由「十八區業餘歌唱大賽」出身、國語歌與廣東歌同樣叫好叫座的四大天王之一，標誌香港的另一個階段：由本地出發，累積了經驗及實力再往外面發展，「香港製造」同時主動適應更大的舞台。
相比之下，遲我們十年出道、八字頭出生的師弟師妹便是較辛苦的一群。輪到了他們抱理想踏入社會時，香港已經經歷過亞洲金融風暴、董建華政府「八萬五」等政策失誤和地產泡沫爆破，本地經濟不再像一輛高速火車頭，市場對新入職人士需求下降，提供往上爬的台階也不能跟從前相提並論。而且大學學位不斷增加，畢業生多了，機會自然較少。更重要的是隨內地新一代的教育水平獲得提升，香港現在二十來歲的一輩人所要面對的競爭，確實比以前更要複雜和劇烈。
二○○七年的歌曲頒獎禮還未舉行；去年的卓越表現金獎得獎歌手是衛蘭。這位剛出道時不斷被傳媒狠心批評其身材外表、但憑唱功獲得肯定的小妮子，是否可以說是代表新一代的香港人？雖然現在要面對的競爭比以前劇烈，而且社會好像越來越講究包裝和外表，但成功依然靠實力。至於將來的表現，大家對她以及新一代都是寄予厚望並拭目以待！
衛蘭的走紅也是對壟斷本地樂壇的幾家唱片公司的一種反彈。在她之前由某娛樂公司捧出來的一批批新人，到現在仍然半紅不黑。別以為聽流行曲的少男少女什麼都不懂，會盲目接受你向他們輸送的東西。香港樂壇要繼續發展，必須給予歌手競爭和發揮能力的環境。 作為一群「靠自己」的專業人士，我們希望香港的環境也是一樣。我們討厭任何形式的特權或官商勾結，要求有公平的競爭和讓各競爭者都可以發揮能力（包括創意和勞力）的環境。
我們對競爭環境的訴求，遠遠超越一條成效存疑的公平競爭法所能滿足。我們中間的建築師朋友經常要與規劃及工程部門打交道，明白政府的規劃方法和行政程序其實是有意或無意地向大地產商傾斜。會計師了解中小企業面對衙門的困難；律師看到受害人訴冤無門；社工或有參與社會運動的朋友，更直接接觸到弱勢社群真心希望自食其力但為環境所不容時那份無力感。政府號稱不干預市場，但它種種的監管要求及行政程序，都足以扭曲市場的自然運作。
例如某福利機構一直有幫助低技術人士就業，主要是承包一些政府部門的清潔工作合約。聽到曾蔭權特首提倡社會企業，該機構於是成立一家子公司，引入少許商業運作模式，希望把事情做得更好。問題卻立即接踵而來：判合約的政府部門不承認該機構過往的良好記錄可以算作子公司的經驗，稅務局查問福利機構是否搞牟利活動，機構內部管理層擔心會影響向政府申請年度撥款……結果社會企業搞不成，福利模式繼續。
順帶一提，「三十會」的一些朋友正在籌備成立SVHK（香港社會企業創投基金），希望利用我們的專業知識，幫助社會企業掌握商業運作並在市場自立。等政府政策配合，不如靠自己踏出一條路！
再舉另一個例子：政府全資擁有並批地補貼的九廣鐵路，就西鐵荃灣西站上蓋物業發展權招標，卻因為只有三家地產商（正就是香港最大的三家）投標而達不到好價錢，結果決定暫時不批出發展合約。如果大家留意鐵路公司原本的要求，將不難明白為什麼只有三家最大的地產商投標。該地盤面積二十五萬平方呎，可建七幢五十層高的住宅大樓，估計可提供一千八百個住宅單位。發展商還要負責興建一幢小學及一所老人院！請問有多少地產商有這樣的財力資源？
然而，政府就是喜歡批出大面積的地皮，既方便城市規劃，又省卻了興建公共設施的麻煩：巴士站、垃圾站、社區會堂、休憩空間，甚至學校和老人院都由地產商負責。如此的發展模式，造成在舊區的細小項目無人問津，久而久之老化，結果要由市區重建局（一個政府機關與地產發展商的混合體）收地，最後蓋出來的又是大型屋苑和購物商場。
轉個角度來說：政府要鼓勵本地文化，但大家可有留意到，香港沒有街頭表演？在紐約、倫敦和悉尼各地，人像素描、魔術、默劇、音樂等平民藝術為城市塗上沒有藍圖但燦爛的色彩，也是大眾文娛康樂的一部分。然而在香港，這類表演只有是地產商為旗下商場舉辦活動才會出現。日常在公眾場合搞街頭藝術是會給警察驅趕甚至起訴的！
香港的競爭環境正漸漸變為「只許州官（與商賈）放火、不准百姓點燈」。作為一群靠自己的專業人士，我們寧願政府少搞新思維，多花精神理順現有的政策和行政做法，拆牆鬆綁，讓大家有機會發揮自己的能力。
政府憑主觀願望去幫助社會，往往達不到實質效果，甚至會判錯症落錯藥。例如董建華政府視為一大德政的CEPA（兩地經濟緊密合作協議），惠及專業行業的老闆而不是大部分的專業人士，更幫不了香港本身的經濟。兩地的經濟融合，為老闆級的前輩帶來巨大商機，但對還在捱更抵夜的受薪一族，「北上」的代價往往大於好處。以會計界為例，四大會計師行在內地聘請越來越多比香港便宜的新人，生意擴充合夥人得益，但香港的年輕會計師就須要擔心內地競爭所造成的薪金壓力。
香港最基本的優勢是比內地完善的制度：法律和司法制度、商業運作模式，以及專業人士水平和操守的保證。對本地經濟長遠有利的是多吸引人流、資金流和物流到這裡來。在人流方面，自由行的效果有目共睹。最近中央政府同意擴大QDII（合資格國內機構投資者）機制，讓內地資金進入香港金融市場，此舉對香港保住金融中心地位將有莫大的意義。
物流方面，貨車運輸成本高昂是香港作為航運中轉站的最大問題，也是與鹽田等其他港口競爭時最吃虧的環節。然而，苦於要照顧本地貨車司機的飯碗，政府遲遲不敢進一步打通兩地的運輸和貨物報關安排。若一直這樣下去，受損失的是較高增值的環節，例如商務、貿易、出入口信貸等，結果將得不償失。
兩地經濟融合，本來就是各有所得所失而互利的關係。回歸之後，董建華政府的一項大失敗，就是把情況說成香港依賴內地，讓內地官員覺得香港動輒要求中央優待。其實自由行是各省市同胞的個人選擇，內地企業來港上市是因為它們看上了香港資本市場的種種好處，中央政府擴大QDII更是為了減低內地股市過熱泡沫過大的風險。這些都是有利內地和有利兩地市場發展的措施。
「三十會」的組織者其中幾個時常要跑大陸，也認識很多經常來港的內地官員、商家和專業人士，每次提到兩地的環境，大家均異口同聲地說：「香港好！在香港人身及財產有保障、做事有規矩。」例如，若你留意一下香港高等法院公司法法庭的案件，會發覺越來越多時候訴訟雙方都是內地人、生意也在內地，他們來香港註冊成立公司，為的就是香港的法律和金融制度！
香港人應該感到自豪：七百萬人市場與十三億人市場的融合過程之中，我們還保持多方面的優勢，可見香港必然有其特別之處。在新的競爭環境，只要不洩氣先打低自己，依然可以大展拳腳。
衛蘭還未曾灌錄過國語大碟，相信歌迷們正期望她大膽嘗試，利用香港演藝界的經驗和配套，打入內地市場尋求更大的發展。畢竟，藝術是需要空間和勇氣的。
有些商家富豪和保守派人物時常抱怨，說回歸後的香港變得政治化，無時無刻不在爭議聲中。
大事如「二十三條」立法、政改方案、開徵銷售稅等，會引發爭議和需要廣大討論還在常理之內，但小事如中電發電廠機組輕微故障、中文大學學生報討論性、迪士尼樂園控制入場人數，都可以鬧得熱哄哄，成為立法會議員表示關注的題目，社會人士是否失去了鎮定？意見領袖是否忘記了分寸？（也想問：議員們其實有多少精力去真正關注多少事情？）
林行止先生說得好：香港的為政者、社會領袖與市民大眾，大家的人文修養同樣膚淺。
蜘蛛俠的伯父兼養父對他諄諄告誡：With greater power comes greater responsibility。香港政府官員、議員，甚至大學校長都好像忘了這基本道理。所謂的順應民意其實是看民意調查、報紙頭條和早上電台烽煙節目做人，講一些快餐式、靠味精吸引人的說話，公共政策淪落為一場「鬥低」的競賽（race to the bottom）。
張學友製作香港第一部原創音樂劇《雪狼湖》時，會不會就劇本內容做民調？他的歌曲能繞梁三日，可是因為他刻意遷就唱卡拉OK的人的程度？（一批批唱這個程度的歌的新人，結果是輸給衛蘭。）
香港回歸以來，董建華政府一度嘗試領導社會，可惜其政策判斷屢屢失誤，願景脫離現實。第一屆曾蔭權政府來個一百八十度改變，避談願景，以即時的民意反應去衡量決策。救火速度及效率奇高，但不能減少火警的數目。政府官員疲於應付零碎事件，談不上什麼建樹。
特首並非直選產生、立法會議員靠批評政府拉攏選票、高官未適應新政治生態等都是問題的原因。也可以說，社會對很多事情未有共識。（共識是經過討論和思量所產生，帶有承擔，與就個別問題作反射性回應的民意不同。）
觀察香港回歸以來政府的施政，難免會有一個印象：為政者與社會越來越脫節。
近年公民社會發展得很快，大家都在尋找一些事物。鴉片戰爭的遺害不只是香港淪為殖民地，連人也忘了自己。回歸後我們猛然醒覺與洋人不同，與國人的經歷又存在頗大的差異，於是非常熱衷尋找本地文化，要建立一套特別屬於香港的東西。
「百變梅艷芳」其實經常引用日本或美國明星的歌曲及舞台造型。到了張學友，這已經不足夠，聽眾觀眾需要本地創新的元素。現在的衛蘭和其同輩歌手，方向還不清楚，還未找到自己的風格，所以樂壇也好像沒有很大的動力。
說回香港社會，在浩蕩的尋找身份過程，政府很容易與社會脫節——因為社會本身就是「立立亂」。以前政府與立法會議員拉鋸達致妥協，這方法已經不夠。在近來的天星碼頭皇后碼頭保育爭議、之前的保護維港運動、發動公眾討論空氣污染和屏風樓等事情上，議員們都是後知後覺。就教育、醫療、福利等民生問題，議員亦只是有一些立場性的論述，並無建設性的提案。
另外，傳統上政府透過各個委員會吸納社會意見的方法也出現局限。委員會及委員數目不斷膨脹，但很多人是本「純粹發表個人意見、政府聽不聽都無所謂」的態度參與，於是政府便很難靠這類渠道收集社會動態的訊息。
以「三十會」少少的經驗來說，在天星碼頭事件後，我們的組織者中有三名被邀請加入古物古蹟諮詢委員會。打從一開始三個人就自問，並且與會內會外其他人討論：進入委員會的目的是什麼？想推動的是什麼？討論後得出的答案：我們要保護的不是一幢幢舊建築物本身，而是建築物對我們——對香港人——的歷史意義。
也源於這個主導思想，我們想把委員會拉到群眾裡面，期望委員會的討論能夠有公眾參與。所以我們推動公開會議，以及就公眾關注的項目舉辦聽證會。同時我們積極與建築師學會等專業團體和社會上的保育人士交流意見和合作，一方面充實自己的知識，另一方面是希望了解他們的訴求背後的理由及感覺。雖然我們不能也不敢說代表社會，但起碼不是發表個人意見。我們努力理解更多人的想法，以及在能力範圍內認真考慮事情的各個角度，才作出有根據的提議。
借我們朋友沈旭輝的說法：現在是「行政吸納網絡」。政府要協助社會發展，必須透過廣闊的網絡收集不同的訊息，從而尋找可以達到的最大共識。
作為一群三十出頭的專業人士，香港是我們成長、居住並在事業上略有所成的地方，我們希望她可以好好地持續發展下去。畢竟，我們懷念梅艷芳、時常翻聽張學友的金曲，更期待衛蘭和其他本地新一代歌手未來的表現。
《信報》
二○○七年八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