說過了，經濟學的實驗室是真實的世界，很麻煩，這種觀察為時甚久，年逾古稀我還在繼續。但我認為，這套《經濟解釋》可以減少後學的二、三十年的時間。應該可以：我走了很多冤枉路，浪費了很多時間，左淘汰右淘汰，才獲得剩下來的今天自己認為是可靠可用的理論及概念。
《經濟解釋》集中在我個人認為大有用場的理論及概念，也花了好些筆墨解釋一些行內普及的理論及概念為什麼給我淘汰了。是一個老人家走過的路，同學們讀《經濟解釋》是跟著老人家走一趟。是一條走得通的路，通道是也，但不是唯一的。這是科學的本質吧。
--張五常
本書分析第一招——需求定律——的基礎。
《經濟解釋》集中在我個人認為大有用場的理論及概念，也花了好些筆墨解釋一些行內普及的理論及概念為什麼給我淘汰了。是一個老人家走過的路，同學們讀《經濟解釋》是跟著老人家走一趟。是一條走得通的路，通道是也，但不是唯一的。這是科學的本質吧。
--張五常
本書分析第一招——需求定律——的基礎。
神州版序
原序
第一章：科學的方法
第一節：現象必有規律
第二節：事實不能解釋事實
第三節：特殊理論與套套邏輯
第四節：可能被事實推翻的重要性
第五節：模糊不清與互相矛盾
第六節：非事實與無限制
第七節：理論的真實性
第八節：經濟科學的方法
第二章：從自私說起
第一節：個人作決策
第二節：理論要約束行為
第三節：自私是一個約束
第四節：人的自私本質
第五節：結論
第三章：缺乏與競爭
第一節：物品的定義
第二節：什麼是缺乏
第三節：競爭的本質
第四節：遊戲規則與產權制度
第五節：競爭準則的含意
第六節：經濟分析與價值觀
第七節：經濟學的範疇
第四章：功用的理念
第一節：悲哀的發展
第二節：功用是數字的定名
第三節：費雪的貢獻
第四節：替換定理與等優曲線
第五節：內凸定理
第六節：貧窮物品與吉芬反論
第七節：功用理念可以不用
第五章：需求定律
第一節：觀察與驗證
第二節：弗里德曼的分析
第三節：不變量的選擇
第四節：品味不變的假設
第五節：用值與換值的理念
第六節：何謂價？
第七節：何謂量？
第八節：消費者的盈餘
第九節：需求的價格彈性
第十節：需求第二定律不能成立
第六章：小試牛刀
第一節：無知的含意
第二節：驗證的條件
第三節：不管成交量的含意
第四節：單質的需求驗證
第五節：多質的需求驗證
第六節：成衣配額的分析示範
第七章：交易理論與市場需求
第一節：交易是上下交征利
第二節：市場需求否決剪刀分析
第三節：交易的局限條件
第八章：共用品的經濟分析
第一節：共用品的性質
第二節：大師之見有問號
第三節：橫看成嶺側成峰
原序
第一章：科學的方法
第一節：現象必有規律
第二節：事實不能解釋事實
第三節：特殊理論與套套邏輯
第四節：可能被事實推翻的重要性
第五節：模糊不清與互相矛盾
第六節：非事實與無限制
第七節：理論的真實性
第八節：經濟科學的方法
第二章：從自私說起
第一節：個人作決策
第二節：理論要約束行為
第三節：自私是一個約束
第四節：人的自私本質
第五節：結論
第三章：缺乏與競爭
第一節：物品的定義
第二節：什麼是缺乏
第三節：競爭的本質
第四節：遊戲規則與產權制度
第五節：競爭準則的含意
第六節：經濟分析與價值觀
第七節：經濟學的範疇
第四章：功用的理念
第一節：悲哀的發展
第二節：功用是數字的定名
第三節：費雪的貢獻
第四節：替換定理與等優曲線
第五節：內凸定理
第六節：貧窮物品與吉芬反論
第七節：功用理念可以不用
第五章：需求定律
第一節：觀察與驗證
第二節：弗里德曼的分析
第三節：不變量的選擇
第四節：品味不變的假設
第五節：用值與換值的理念
第六節：何謂價？
第七節：何謂量？
第八節：消費者的盈餘
第九節：需求的價格彈性
第十節：需求第二定律不能成立
第六章：小試牛刀
第一節：無知的含意
第二節：驗證的條件
第三節：不管成交量的含意
第四節：單質的需求驗證
第五節：多質的需求驗證
第六節：成衣配額的分析示範
第七章：交易理論與市場需求
第一節：交易是上下交征利
第二節：市場需求否決剪刀分析
第三節：交易的局限條件
第八章：共用品的經濟分析
第一節：共用品的性質
第二節：大師之見有問號
第三節：橫看成嶺側成峰
神州版序
馬歇爾的《經濟學原理》（Alfred Marshall, Principles of Economics）初版於一八九○，前後共八版，最後那版是一九二○。這裡說的「版」是指版次（edition），內容動過，不是印刷的次數。研究馬氏思想的學者喜歡跟蹤每版之別，要知道改了些什麼，分析一下為什麼馬大師要那樣改。
我的《經濟解釋》分三卷出版：卷一《科學說需求》（初版二○○一年五月）；卷二《供應的行為》（初版二○○二年三月）；卷三《制度的選擇》（初版二○○二年十一月）。此後的「版」，其實是「刷」，因為沒有修改過。換言之，依馬歇爾的傳統看，我三卷本的《經濟解釋》在此之前只有一版。
這次修訂的「神州版」是第二版了。前後相隔近十年，要修改或改進或補充的地方不少。十年人事幾翻新，我對經濟解釋的體會有了長進，尤其是對經濟制度的體會，深入了不少。神州版的修訂是大興土木，卷一修改得比較少，卷二比較多，而卷三會是更多的。考慮了長時日才作出這樣的計劃與策略，但寫此「神州版序」時還沒有動工。我要先寫這個「序」，讓自己的思維有個好開端，才逐句逐段逐頁逐節逐章逐卷「修」下去。
提到馬歇爾的巨著，因為那是一個世紀前的經濟學，是英國傳統的一個重要里程碑，是我崇尚的基礎。我的《經濟解釋》從這基礎變化出來，改了很多，近於面目全非，但還是一脈相承的。當然認為是改進了。這是個人之見，行內的朋友可能不這樣看。同學們要找機會拜讀馬歇爾的原著，跟我這神州版的《經濟解釋》比較一下，判斷一下我選走的路是否像我那樣想，到今天還是那條路。
一位朋友曾經說，我的經濟學很正統，但今天不是主流了。他說的應該對，但為什麼會出現這情況呢？人家怎樣發展他們的思想是人家的事，難道馬歇爾的基礎可以發展出近於互不相干的不同學派嗎？還是四十年來經濟學的後起之秀沒有讀馬歇爾？
自己值得安慰的，是在經濟現象的推測上我比今天的主流準很多！不止此也，我對現象或行為的解釋從來不管什麼微觀宏觀，不管什麼貨幣不貨幣，展示的變化與能耐跟分門別類的有大人與小孩之別（一笑）。這是從斯密與馬歇爾的傳統通道走出來的學問玩意了。
推測（prediction）與解釋（explanation）有事前事後之分，科學上是同一回事。推測（或推斷）要有可以觀察到的驗證條件（test conditions），要有約束行為的理論，驗證條件有變則作別論。預測（forecast）是另一回事，我不懂。同學們學會了經濟解釋，不用再學也懂得經濟推斷。
一九六九年起我決定走自己的路，少讀甚至不讀他家之作，喜歡獨自思考。但一九六九之前我是個好學生，對傳統的學得用心，深受師友的影響。古典經濟學我重視斯密、李嘉圖、密爾；新古典重視馬歇爾、魯賓遜夫人、費雪。六十年代影響我的師友主要是八個，一律重視馬氏的傳統。母校洛杉磯加大主要影響我的有四個：Armen A. Alchian（阿爾欽）、Robert E. Baldwin（鮑特文）、Karl Brunner（布魯納）、Jack Hirshleifer（赫舒拉發）。芝加哥大學主要影響我的也有四個，其實到芝大之前就受到他們的影響。他們是R. H. Coase（科斯）、Aaron Director（戴維德）、Milton Friedman（弗里德曼）、George J. Stigler（施蒂格勒）。從求學際遇那方面看，我算是個天之驕子吧。
上述八位不僅重視斯密與馬歇爾，也重視經濟解釋。事實上，從這本書開頭引用的馬歇爾的一段話看，馬氏是個重視解釋的人。根據馬氏的回憶，一八六七至一八七五年他經常到現場觀察工業產出的運作。真實世界的觀察，加上無與倫比的天賦，促成了《經濟學原理》的誕生。弗里德曼說得對，馬氏的經濟學有內容！是指真實世界的內容吧。然而，以驗證的方法作解釋馬氏很少嘗試。事實上，英國當年的偉大經濟學傳統，對真實世界的考查很馬虎。不知何解，但基本上他們沒有足夠的資料作假說驗證。作為後學，我是純為驗證假說的需要而修改前賢的理論的。
上世紀三十年代，英國倫敦經濟學院的Arnold Plant執著於真實世界的調查。此君影響了他的學生科斯。我自己對真實世界調查的執著，可不是受到科斯的影響——認識他時我已經寫好了《佃農理論》——而是來自老師阿爾欽的教誨。指導我寫《佃農》時，在事實資料的引用上阿師沒有放我一馬，理由是他認為我是可造之材，要苛求！
一九六七到了芝大，那裡的圖書館是我用過最好的，而任何書籍找不到，他們會很快地替我從其他圖書館借來。我於是在芝大的圖書館玩了幾個月註腳追蹤遊戲，尤其是英國經濟大師A. C. Pigou（庇古）的論著。這遊戲是見到某書的註腳說某事實資料來自何方，就追溯何方，何方說是來自那裡，就追溯那裡。得到的結果，是書中所說的所謂事實，大部分沒有依憑，有些書引用的全部是假。我因而得到這樣的觀點：最愚蠢的學者，是那些試圖解釋從來沒有發生過的事的君子們。我自己因而不相信一般的書，選擇某些認為可信的作者，更相信的是自己的觀察，到街頭巷尾跑的習慣開始了。
一九六九年的暑期回港度假，開始跑工廠（主要是調查件工），跑法庭跑屋頂（主要是調查香港的租金管制）。這經驗不僅使我對真實的世界有了直接的認識，而更重要是察覺到自己苦功學得的經濟理論，大部分不管用。數之不盡的真實現象找不到解釋。怎麼可能呢？當時行內的朋友一致認為我的價格理論有獨到之處，曾經在芝大的研究院教過價格理論，怎可以連一些日常生活的所見所聞也找不到解釋？自然科學不可能有這樣的尷尬。
當時得到的結論有兩個選擇。其一是放棄經濟學，另謀高就；其二是把學得的理論大事修改，而這修改必須有真實世界現象的支持。在街頭巷尾跑的收穫甚豐，理論與概念逐步改進，只幾年對解釋有奇效。一九六九暑期之前我對當時的傳統理論學得差不多，要發展自己的思想，繼續街頭巷尾的玩意心安理得。
今天，我對經濟理論的解釋力再沒有懷疑。世界複雜，我把經濟理論簡化到只剩需求定律。另一方面，概念要掌握得變化多而深入，因為那些所謂概念，其實是由人類行為的規律主宰的。至於那些分門別類的微觀、宏觀、貨幣理論等，原則一樣——都是人類在局限下的選擇行為的學問。微不足道的街頭巷尾所見，擴大後可能是重要的宏觀現象。真實世界的現象要知得多，因為理論的簡化與概念的掌握，要不斷地以不同的現象印證才可以學得怎樣用。
說過了，經濟學的實驗室是真實的世界，很麻煩，這種觀察為時甚久，年逾古稀我還在繼續。但我認為，這三卷本的《經濟解釋》可以減少後學的二三十年的時間。應該可以：我走了很多冤枉路，浪費了很多時間，左淘汰右淘汰，才獲得剩下來的今天自己認為是可靠可用的理論及概念。
任何學問都有很多不同的路可以走。經濟解釋也如是。有行家認為我的解釋不是解釋，倒過來，我也認為一些行家的解釋不是解釋。要選走我的路，還是他家的路，又或者要創立自己的，同學們要自己考慮了。
同學們不要單學我的。在起初的階段他家之說要跟進，但要快，彷彿落雨收柴。要記著，經濟學的主要用場是解釋世事，而世事的實情調查是很花時間的功夫，往往要用上九牛二虎之力，有時我逼著要染指一些生意。另一方面，如果同學沉迷於某些原理或技術上的發展，驚覺到不管用時，可能已經老了。經濟解釋的困難不僅是世事不容易拿得準，大部分的所謂理論是廢物。
三卷本的《經濟解釋》集中在我個人認為大有用場的理論及概念，也花了好些筆墨解釋一些行內普及的理論及概念為什麼給我淘汰了。是一個老人家走過的路，同學們讀《經濟解釋》是跟著老人家走一趟。是一條走得通的路，通道是也，但不是唯一的。這是科學的本質吧。
上世紀七十年代初期，在西雅圖華大，諾斯（Douglass C. North）、巴澤爾（Yoram Barzel）、麥基（John S. McGee）等同事認為我有本領全面革新經濟理論，鼓勵我那樣做。當時大家對經濟學的解釋力不滿意，但想不到後來行內引進的「解釋」工具是六十年代大家放棄了的博弈理論。很不幸，博弈理論是無從以事實驗證的。
一九八二年我離開華大，回港任教職，放眼神州的經濟改革，轉用中文動筆。一九八九年在《香港經濟日報》寫《經濟解釋》，發表了十二期後母親在街上跌倒重傷，停筆照顧母親。二○○○年在《蘋果日報》續筆時，母親謝世八年了。
八十年代起，科斯對西方的經濟學發展愈來愈不滿意，屢次要求我把自己的經濟學在中國發展起來。我不是個改革者，不認為也不相信自己有什麼影響力。三卷本的《經濟解釋》二○○二年在香港出版後，傳到網上去，下載裝訂閱讀的內地同學無數。我知道那三卷本還可以大事改進，尤其是卷三《制度的選擇》。二○○七年為科斯的邀請寫好了《中國的經濟制度》的初稿，對制度的認識達到了一個沒有人到過的層面，知道中國的發展教我很多。
就是在思考《中國的經濟制度》的幾年中，我的感受，是科斯希望我能以一夫之勇在中國推出他喜歡的經濟學，從而把這學問反傳到西方，可不是憑空想像或幻想。在神州大地對經濟學有興趣的讀者實在多，聰明的同學無數，而西方的學子也頻頻學起中文來了。
斯密一七七六年發表的《國富論》，今天還有讀者。讀者壽命長生不死的經濟學論著只這一本。馬克思的《資本論》的讀者壽命長約一百一十年，了不起，中國的發展協助了馬氏的大作。再數下去應該是馬歇爾的《經濟學原理》：初版一八九○，一九六五之後讀者依稀。那是七十五年。我這三卷本的《經濟解釋》要從二○○○年算起，如果到二○七五年同學們還在讀，科斯的願望有機會實現。
張五常
二○一○年三月十九日
原序
一九七一年的一個晚上，午夜思迴，忍不住爬起床來，走到書桌前坐下，在稿紙上用英文寫呀寫的，寫了幾個小時。早上交給女秘書，隔行打字二十多頁。我為這文稿起了一個名目：《交易理論與市場需求》（The Theorem of Exchange and Market Demand）。於今回顧，那應該是我今天要寫的《經濟解釋》這本書的前身。
當年在西雅圖華盛頓大學任教職，文稿給幾位專於價格理論的同事看。他們讀後譁然，不約而同地說：「是這樣簡單的理論，為什麼書本從來不是這樣說？」書本怎樣說是書本的事，要是我同意書本所說的，就用不著在午夜起來動筆了。歷久以來，書本所說的市場供求關係及那所謂均衡點的市價，都是以十九世紀經濟學大師馬歇爾（Alfred Marshall）的「剪刀」理論為依歸的。做學生時我老是不明白那「剪刀」是受到什麼壓力而在「剪」什麼，後來為人師表，教學生時自己還是不明白，胡亂地說一下，到後來要自己另尋分析。
華大的同事知道我歷來敬仰馬歇爾，但那文稿否定馬氏的「剪刀」，問我對馬氏是否改觀了。我說對馬氏佩服得五體投地，他是我的基礎導師，但馬氏對世事知得不夠深入，理論有時拖泥帶水，好些地方是可以改進的。我認為馬歇爾偉大，因為他的經濟分析有一個完整的架構，其中有內容。一個頂級大師，綜合了前人的思想，以自己無與倫比的天分，創立了一個架構，讓我這一輩有一個思想的輪廓。我在這架構的細節及內容上代為修改一下，是應該的吧。
對我影響很大的科斯（R. H. Coase）對馬歇爾也是五體投地。馬氏的巨著（Principles of Economics, 1890）的不同版本的小差異，科斯皆瞭如指掌。然而，科斯反對功用（utility）的概念，反對長線（long run）與短線（short run）的概念，反對均衡（equilibrium）與不均衡（disequilibrium）的概念——這些概念大都是經馬歇爾發揚而變得家喻戶曉的。欣賞、佩服、反對，在科學上是沒有矛盾的。
回頭說上文提到的文稿，華大一位同事把它譜入他寫的課本中，說明是我的發明。一家美國出版商——Prentice-Hall——的經濟編輯讀後，找到我「文稿」的原文，帶了合約來找我寫一本經濟學課本。那是一九七三年的事了。
該出版商給我的條件優厚，且說明不用看大綱、不用評審，我要怎樣寫也可以。這是難得的際遇，但我說從來不打算寫課本。然而，一九七三年間，美國因為石油問題及價格管制把經濟搞得一團糟，通脹急劇，而自己又有兩個還不懂得走路的孩子，要多賺點錢是人之常情。我於是叫出版商把合約留下來，讓我考慮一下。他要我先給他一個書名，我就在一張空白的紙上寫下：Economic Explanation（《經濟解釋》）。這本書我終於沒有動筆。
六十年代初期的洛杉磯加州大學，在經濟學上算不上是一個重鎮。奇怪的是，在那研究院裡我主要的四位經濟學老師——A. A. Alchian, J. Hirshleifer, K. Brunner, R. Baldwin——都著重於以假說（hypothesis）來解釋現象或行為。當時，除了芝加哥經濟學派（The Chicago School）外，只有洛杉磯加大認為解釋現象是經濟學的重點。
求學——學知識——也要論先入為主。當年在加大還有一件今天不容易相信的事。那就是卡爾納普（R. Carnap）在該校的哲學系教大學一年級的邏輯學，是關於科學驗證的方法的。卡爾納普是邏輯哲學大師，整個二十世紀無出其右！我當時不知道，但見成績比較好的同學都嚷著要去聽他的課，我就跟著去湊湊熱鬧了。一進課室，見到在人頭湧湧的大堂的最後一排，坐著一個老頭子。那是我們經濟系的大教授K. Brunner。這使我意識到我是走進了一個金礦，於是用心地聽起課來了。那是一九六○年，當時卡爾納普六十九歲。
「經濟解釋」這個名目，是從卡爾納普的教誨想出來的。他的課替「解釋」一詞作了明確的闡釋，屢次提到「科學解釋」（scientific explanation），而又深入淺出地介紹了那高不可攀的知識理論（theory of knowledge）。有高人指導，學問就是那樣迷人。
顧名思義，「經濟解釋」是說以經濟學的角度，用上科學的方法，來解釋現象或人的行為。在科學的範疇內，問題來來去去只有一條：為什麼？是的，「怎麼辦？」是工程學的問題，而「好不好？」則是倫理上的問題了。科學不問「怎麼辦」，也不問「好不好」。
毋庸諱言，在加大做研究生的第一年中，我花了起碼一半的時間研讀「福利經濟學」，寫過一篇獲獎但自己討厭的文章。那是關於「好不好」的問題了。回港任職後，以中文下筆評論中國的經濟改革，我作過多項建議。那是關於「怎麼辦」的問題了。明知不自量力，肯定自己半點影響力也沒有，但還作點建議，談談價值觀，是人之常情，用不著耿耿於懷的。引以為慰的，是自己歷來都能把不同類的問題分清楚，在思維上沒有混淆。
《經濟解釋》這本書，說的是關於「為什麼？」。我認為經濟學應該集中在這問題上，始於一九六三年。當時聽了幾個星期阿爾欽（Alchian）的課，就決定了在經濟學術上自己要走的路。我認為只有在「為什麼」這話題上可以作出一點貢獻。路是選對了的。三十多年來，我對自己建議的「好不好」或「怎麼辦」的外間回應，漠不關心。要是我以改進社會為己任，很可能活不到今天。
奇怪，「經濟解釋」這個名目與我結了不解緣。一九八二年回港任職時的講座就職演辭，我選的題目是《經濟解釋》。二○○○年北京出版的我的英語論著的中譯結集，譯者問及，我建議的名目又是《經濟解釋》。
這裡動筆的《經濟解釋》，起於一九八九年我在《香港經濟日報》上所寫的專欄。寫了十二期後，遇到當年的北京學運，而母親又在街上跌倒，受了重傷，就停了下來，之後提不起勁再動筆。雖然只發表了十二期，但讀者的反應顯出那是我寫過的最受歡迎的作品。之後十一年，要求我續筆的數以百計。可能是因為那十二期寫得特別好。我衷心希望這次捲土重來，不會令讀者失望。
先此聲明，《經濟解釋》這本書不是課本。選修經濟的學生可以讀，也應該讀，但因為往往不依常規，學生考試時用上我的答案，不免凶多吉少。眾所周知的經濟學，不用我寫出來吧。
不要誤會，我絕對不會刻意地與眾不同。我是因為要集中在解釋世事上下筆，而逼著與眾不同的。經濟雖然是一門實證科學（empirical science），以解釋現象為出發點，但集中地那樣下筆的經濟學者不多。事實上，我對經濟學的認識是從朋友及老師那裡學回來的。我的貢獻是清除廢物，然後把剩下來的重新組合。引用的實例大部分是我自己的觀察所得。我喜歡用簡單的理論來解釋世事。我認為世界複雜無比，不用簡單的理論，能成功地解釋世事的機會是零。
話雖如此，《經濟解釋》不容易讀。這是因為若要真的解釋世事，簡單的理論往往要用得相當深。比方說，所有在中學選修經濟的同學都知道的需求定律——價格下降需求量增加——整本《經濟解釋》差不多來來去去都是那樣說，雖然「需求定律」這一詞我只在「卷一」多用一點。變化多，要懂得很通透才真的可以用。所以讀者要有一點心理準備：顯淺不過的理念我可能因為重要而寫上幾千字。
這本書不容易讀還有兩個原因。其一是選擇題材，我不會見「難」而卻步。題材的選擇是以趣味性及重要性為依歸，是深還是淺，我是不會考慮的。其二是我決定了一幅圖表、一條方程式也不用。經濟學鼻祖斯密（Adam Smith）在一七七六年所發表的《國富論》（The Wealth of Nations）完全不用圖表，我為什麼要用？他的書是古往今來最偉大的經濟學巨著，仿效他是刻意高攀了。今天的困難是雖然不用圖表，但什麼曲線等名字還是要提及一下的。讀過經濟的同學會知道我指的是什麼。門外漢呢？沒有見過什麼曲線就當它們不存在算了。只讀文字也會明白。不要因為某一節或某一章看不明白，就認為跟著而來的也不容易明白。某部分看不懂，跳到看得懂的地方吧。
《經濟解釋》既然發表於香港報攤上的刊物，當然是為一般讀者下筆的了。這是斯密的偉大傳統。我很想知道，今天的數學方程式多於文字的經濟學，可不可以成功地「復古」。讓我試試吧。
張五常
二○○○年十一月一日
馬歇爾的《經濟學原理》（Alfred Marshall, Principles of Economics）初版於一八九○，前後共八版，最後那版是一九二○。這裡說的「版」是指版次（edition），內容動過，不是印刷的次數。研究馬氏思想的學者喜歡跟蹤每版之別，要知道改了些什麼，分析一下為什麼馬大師要那樣改。
我的《經濟解釋》分三卷出版：卷一《科學說需求》（初版二○○一年五月）；卷二《供應的行為》（初版二○○二年三月）；卷三《制度的選擇》（初版二○○二年十一月）。此後的「版」，其實是「刷」，因為沒有修改過。換言之，依馬歇爾的傳統看，我三卷本的《經濟解釋》在此之前只有一版。
這次修訂的「神州版」是第二版了。前後相隔近十年，要修改或改進或補充的地方不少。十年人事幾翻新，我對經濟解釋的體會有了長進，尤其是對經濟制度的體會，深入了不少。神州版的修訂是大興土木，卷一修改得比較少，卷二比較多，而卷三會是更多的。考慮了長時日才作出這樣的計劃與策略，但寫此「神州版序」時還沒有動工。我要先寫這個「序」，讓自己的思維有個好開端，才逐句逐段逐頁逐節逐章逐卷「修」下去。
提到馬歇爾的巨著，因為那是一個世紀前的經濟學，是英國傳統的一個重要里程碑，是我崇尚的基礎。我的《經濟解釋》從這基礎變化出來，改了很多，近於面目全非，但還是一脈相承的。當然認為是改進了。這是個人之見，行內的朋友可能不這樣看。同學們要找機會拜讀馬歇爾的原著，跟我這神州版的《經濟解釋》比較一下，判斷一下我選走的路是否像我那樣想，到今天還是那條路。
一位朋友曾經說，我的經濟學很正統，但今天不是主流了。他說的應該對，但為什麼會出現這情況呢？人家怎樣發展他們的思想是人家的事，難道馬歇爾的基礎可以發展出近於互不相干的不同學派嗎？還是四十年來經濟學的後起之秀沒有讀馬歇爾？
自己值得安慰的，是在經濟現象的推測上我比今天的主流準很多！不止此也，我對現象或行為的解釋從來不管什麼微觀宏觀，不管什麼貨幣不貨幣，展示的變化與能耐跟分門別類的有大人與小孩之別（一笑）。這是從斯密與馬歇爾的傳統通道走出來的學問玩意了。
推測（prediction）與解釋（explanation）有事前事後之分，科學上是同一回事。推測（或推斷）要有可以觀察到的驗證條件（test conditions），要有約束行為的理論，驗證條件有變則作別論。預測（forecast）是另一回事，我不懂。同學們學會了經濟解釋，不用再學也懂得經濟推斷。
一九六九年起我決定走自己的路，少讀甚至不讀他家之作，喜歡獨自思考。但一九六九之前我是個好學生，對傳統的學得用心，深受師友的影響。古典經濟學我重視斯密、李嘉圖、密爾；新古典重視馬歇爾、魯賓遜夫人、費雪。六十年代影響我的師友主要是八個，一律重視馬氏的傳統。母校洛杉磯加大主要影響我的有四個：Armen A. Alchian（阿爾欽）、Robert E. Baldwin（鮑特文）、Karl Brunner（布魯納）、Jack Hirshleifer（赫舒拉發）。芝加哥大學主要影響我的也有四個，其實到芝大之前就受到他們的影響。他們是R. H. Coase（科斯）、Aaron Director（戴維德）、Milton Friedman（弗里德曼）、George J. Stigler（施蒂格勒）。從求學際遇那方面看，我算是個天之驕子吧。
上述八位不僅重視斯密與馬歇爾，也重視經濟解釋。事實上，從這本書開頭引用的馬歇爾的一段話看，馬氏是個重視解釋的人。根據馬氏的回憶，一八六七至一八七五年他經常到現場觀察工業產出的運作。真實世界的觀察，加上無與倫比的天賦，促成了《經濟學原理》的誕生。弗里德曼說得對，馬氏的經濟學有內容！是指真實世界的內容吧。然而，以驗證的方法作解釋馬氏很少嘗試。事實上，英國當年的偉大經濟學傳統，對真實世界的考查很馬虎。不知何解，但基本上他們沒有足夠的資料作假說驗證。作為後學，我是純為驗證假說的需要而修改前賢的理論的。
上世紀三十年代，英國倫敦經濟學院的Arnold Plant執著於真實世界的調查。此君影響了他的學生科斯。我自己對真實世界調查的執著，可不是受到科斯的影響——認識他時我已經寫好了《佃農理論》——而是來自老師阿爾欽的教誨。指導我寫《佃農》時，在事實資料的引用上阿師沒有放我一馬，理由是他認為我是可造之材，要苛求！
一九六七到了芝大，那裡的圖書館是我用過最好的，而任何書籍找不到，他們會很快地替我從其他圖書館借來。我於是在芝大的圖書館玩了幾個月註腳追蹤遊戲，尤其是英國經濟大師A. C. Pigou（庇古）的論著。這遊戲是見到某書的註腳說某事實資料來自何方，就追溯何方，何方說是來自那裡，就追溯那裡。得到的結果，是書中所說的所謂事實，大部分沒有依憑，有些書引用的全部是假。我因而得到這樣的觀點：最愚蠢的學者，是那些試圖解釋從來沒有發生過的事的君子們。我自己因而不相信一般的書，選擇某些認為可信的作者，更相信的是自己的觀察，到街頭巷尾跑的習慣開始了。
一九六九年的暑期回港度假，開始跑工廠（主要是調查件工），跑法庭跑屋頂（主要是調查香港的租金管制）。這經驗不僅使我對真實的世界有了直接的認識，而更重要是察覺到自己苦功學得的經濟理論，大部分不管用。數之不盡的真實現象找不到解釋。怎麼可能呢？當時行內的朋友一致認為我的價格理論有獨到之處，曾經在芝大的研究院教過價格理論，怎可以連一些日常生活的所見所聞也找不到解釋？自然科學不可能有這樣的尷尬。
當時得到的結論有兩個選擇。其一是放棄經濟學，另謀高就；其二是把學得的理論大事修改，而這修改必須有真實世界現象的支持。在街頭巷尾跑的收穫甚豐，理論與概念逐步改進，只幾年對解釋有奇效。一九六九暑期之前我對當時的傳統理論學得差不多，要發展自己的思想，繼續街頭巷尾的玩意心安理得。
今天，我對經濟理論的解釋力再沒有懷疑。世界複雜，我把經濟理論簡化到只剩需求定律。另一方面，概念要掌握得變化多而深入，因為那些所謂概念，其實是由人類行為的規律主宰的。至於那些分門別類的微觀、宏觀、貨幣理論等，原則一樣——都是人類在局限下的選擇行為的學問。微不足道的街頭巷尾所見，擴大後可能是重要的宏觀現象。真實世界的現象要知得多，因為理論的簡化與概念的掌握，要不斷地以不同的現象印證才可以學得怎樣用。
說過了，經濟學的實驗室是真實的世界，很麻煩，這種觀察為時甚久，年逾古稀我還在繼續。但我認為，這三卷本的《經濟解釋》可以減少後學的二三十年的時間。應該可以：我走了很多冤枉路，浪費了很多時間，左淘汰右淘汰，才獲得剩下來的今天自己認為是可靠可用的理論及概念。
任何學問都有很多不同的路可以走。經濟解釋也如是。有行家認為我的解釋不是解釋，倒過來，我也認為一些行家的解釋不是解釋。要選走我的路，還是他家的路，又或者要創立自己的，同學們要自己考慮了。
同學們不要單學我的。在起初的階段他家之說要跟進，但要快，彷彿落雨收柴。要記著，經濟學的主要用場是解釋世事，而世事的實情調查是很花時間的功夫，往往要用上九牛二虎之力，有時我逼著要染指一些生意。另一方面，如果同學沉迷於某些原理或技術上的發展，驚覺到不管用時，可能已經老了。經濟解釋的困難不僅是世事不容易拿得準，大部分的所謂理論是廢物。
三卷本的《經濟解釋》集中在我個人認為大有用場的理論及概念，也花了好些筆墨解釋一些行內普及的理論及概念為什麼給我淘汰了。是一個老人家走過的路，同學們讀《經濟解釋》是跟著老人家走一趟。是一條走得通的路，通道是也，但不是唯一的。這是科學的本質吧。
上世紀七十年代初期，在西雅圖華大，諾斯（Douglass C. North）、巴澤爾（Yoram Barzel）、麥基（John S. McGee）等同事認為我有本領全面革新經濟理論，鼓勵我那樣做。當時大家對經濟學的解釋力不滿意，但想不到後來行內引進的「解釋」工具是六十年代大家放棄了的博弈理論。很不幸，博弈理論是無從以事實驗證的。
一九八二年我離開華大，回港任教職，放眼神州的經濟改革，轉用中文動筆。一九八九年在《香港經濟日報》寫《經濟解釋》，發表了十二期後母親在街上跌倒重傷，停筆照顧母親。二○○○年在《蘋果日報》續筆時，母親謝世八年了。
八十年代起，科斯對西方的經濟學發展愈來愈不滿意，屢次要求我把自己的經濟學在中國發展起來。我不是個改革者，不認為也不相信自己有什麼影響力。三卷本的《經濟解釋》二○○二年在香港出版後，傳到網上去，下載裝訂閱讀的內地同學無數。我知道那三卷本還可以大事改進，尤其是卷三《制度的選擇》。二○○七年為科斯的邀請寫好了《中國的經濟制度》的初稿，對制度的認識達到了一個沒有人到過的層面，知道中國的發展教我很多。
就是在思考《中國的經濟制度》的幾年中，我的感受，是科斯希望我能以一夫之勇在中國推出他喜歡的經濟學，從而把這學問反傳到西方，可不是憑空想像或幻想。在神州大地對經濟學有興趣的讀者實在多，聰明的同學無數，而西方的學子也頻頻學起中文來了。
斯密一七七六年發表的《國富論》，今天還有讀者。讀者壽命長生不死的經濟學論著只這一本。馬克思的《資本論》的讀者壽命長約一百一十年，了不起，中國的發展協助了馬氏的大作。再數下去應該是馬歇爾的《經濟學原理》：初版一八九○，一九六五之後讀者依稀。那是七十五年。我這三卷本的《經濟解釋》要從二○○○年算起，如果到二○七五年同學們還在讀，科斯的願望有機會實現。
張五常
二○一○年三月十九日
原序
一九七一年的一個晚上，午夜思迴，忍不住爬起床來，走到書桌前坐下，在稿紙上用英文寫呀寫的，寫了幾個小時。早上交給女秘書，隔行打字二十多頁。我為這文稿起了一個名目：《交易理論與市場需求》（The Theorem of Exchange and Market Demand）。於今回顧，那應該是我今天要寫的《經濟解釋》這本書的前身。
當年在西雅圖華盛頓大學任教職，文稿給幾位專於價格理論的同事看。他們讀後譁然，不約而同地說：「是這樣簡單的理論，為什麼書本從來不是這樣說？」書本怎樣說是書本的事，要是我同意書本所說的，就用不著在午夜起來動筆了。歷久以來，書本所說的市場供求關係及那所謂均衡點的市價，都是以十九世紀經濟學大師馬歇爾（Alfred Marshall）的「剪刀」理論為依歸的。做學生時我老是不明白那「剪刀」是受到什麼壓力而在「剪」什麼，後來為人師表，教學生時自己還是不明白，胡亂地說一下，到後來要自己另尋分析。
華大的同事知道我歷來敬仰馬歇爾，但那文稿否定馬氏的「剪刀」，問我對馬氏是否改觀了。我說對馬氏佩服得五體投地，他是我的基礎導師，但馬氏對世事知得不夠深入，理論有時拖泥帶水，好些地方是可以改進的。我認為馬歇爾偉大，因為他的經濟分析有一個完整的架構，其中有內容。一個頂級大師，綜合了前人的思想，以自己無與倫比的天分，創立了一個架構，讓我這一輩有一個思想的輪廓。我在這架構的細節及內容上代為修改一下，是應該的吧。
對我影響很大的科斯（R. H. Coase）對馬歇爾也是五體投地。馬氏的巨著（Principles of Economics, 1890）的不同版本的小差異，科斯皆瞭如指掌。然而，科斯反對功用（utility）的概念，反對長線（long run）與短線（short run）的概念，反對均衡（equilibrium）與不均衡（disequilibrium）的概念——這些概念大都是經馬歇爾發揚而變得家喻戶曉的。欣賞、佩服、反對，在科學上是沒有矛盾的。
回頭說上文提到的文稿，華大一位同事把它譜入他寫的課本中，說明是我的發明。一家美國出版商——Prentice-Hall——的經濟編輯讀後，找到我「文稿」的原文，帶了合約來找我寫一本經濟學課本。那是一九七三年的事了。
該出版商給我的條件優厚，且說明不用看大綱、不用評審，我要怎樣寫也可以。這是難得的際遇，但我說從來不打算寫課本。然而，一九七三年間，美國因為石油問題及價格管制把經濟搞得一團糟，通脹急劇，而自己又有兩個還不懂得走路的孩子，要多賺點錢是人之常情。我於是叫出版商把合約留下來，讓我考慮一下。他要我先給他一個書名，我就在一張空白的紙上寫下：Economic Explanation（《經濟解釋》）。這本書我終於沒有動筆。
六十年代初期的洛杉磯加州大學，在經濟學上算不上是一個重鎮。奇怪的是，在那研究院裡我主要的四位經濟學老師——A. A. Alchian, J. Hirshleifer, K. Brunner, R. Baldwin——都著重於以假說（hypothesis）來解釋現象或行為。當時，除了芝加哥經濟學派（The Chicago School）外，只有洛杉磯加大認為解釋現象是經濟學的重點。
求學——學知識——也要論先入為主。當年在加大還有一件今天不容易相信的事。那就是卡爾納普（R. Carnap）在該校的哲學系教大學一年級的邏輯學，是關於科學驗證的方法的。卡爾納普是邏輯哲學大師，整個二十世紀無出其右！我當時不知道，但見成績比較好的同學都嚷著要去聽他的課，我就跟著去湊湊熱鬧了。一進課室，見到在人頭湧湧的大堂的最後一排，坐著一個老頭子。那是我們經濟系的大教授K. Brunner。這使我意識到我是走進了一個金礦，於是用心地聽起課來了。那是一九六○年，當時卡爾納普六十九歲。
「經濟解釋」這個名目，是從卡爾納普的教誨想出來的。他的課替「解釋」一詞作了明確的闡釋，屢次提到「科學解釋」（scientific explanation），而又深入淺出地介紹了那高不可攀的知識理論（theory of knowledge）。有高人指導，學問就是那樣迷人。
顧名思義，「經濟解釋」是說以經濟學的角度，用上科學的方法，來解釋現象或人的行為。在科學的範疇內，問題來來去去只有一條：為什麼？是的，「怎麼辦？」是工程學的問題，而「好不好？」則是倫理上的問題了。科學不問「怎麼辦」，也不問「好不好」。
毋庸諱言，在加大做研究生的第一年中，我花了起碼一半的時間研讀「福利經濟學」，寫過一篇獲獎但自己討厭的文章。那是關於「好不好」的問題了。回港任職後，以中文下筆評論中國的經濟改革，我作過多項建議。那是關於「怎麼辦」的問題了。明知不自量力，肯定自己半點影響力也沒有，但還作點建議，談談價值觀，是人之常情，用不著耿耿於懷的。引以為慰的，是自己歷來都能把不同類的問題分清楚，在思維上沒有混淆。
《經濟解釋》這本書，說的是關於「為什麼？」。我認為經濟學應該集中在這問題上，始於一九六三年。當時聽了幾個星期阿爾欽（Alchian）的課，就決定了在經濟學術上自己要走的路。我認為只有在「為什麼」這話題上可以作出一點貢獻。路是選對了的。三十多年來，我對自己建議的「好不好」或「怎麼辦」的外間回應，漠不關心。要是我以改進社會為己任，很可能活不到今天。
奇怪，「經濟解釋」這個名目與我結了不解緣。一九八二年回港任職時的講座就職演辭，我選的題目是《經濟解釋》。二○○○年北京出版的我的英語論著的中譯結集，譯者問及，我建議的名目又是《經濟解釋》。
這裡動筆的《經濟解釋》，起於一九八九年我在《香港經濟日報》上所寫的專欄。寫了十二期後，遇到當年的北京學運，而母親又在街上跌倒，受了重傷，就停了下來，之後提不起勁再動筆。雖然只發表了十二期，但讀者的反應顯出那是我寫過的最受歡迎的作品。之後十一年，要求我續筆的數以百計。可能是因為那十二期寫得特別好。我衷心希望這次捲土重來，不會令讀者失望。
先此聲明，《經濟解釋》這本書不是課本。選修經濟的學生可以讀，也應該讀，但因為往往不依常規，學生考試時用上我的答案，不免凶多吉少。眾所周知的經濟學，不用我寫出來吧。
不要誤會，我絕對不會刻意地與眾不同。我是因為要集中在解釋世事上下筆，而逼著與眾不同的。經濟雖然是一門實證科學（empirical science），以解釋現象為出發點，但集中地那樣下筆的經濟學者不多。事實上，我對經濟學的認識是從朋友及老師那裡學回來的。我的貢獻是清除廢物，然後把剩下來的重新組合。引用的實例大部分是我自己的觀察所得。我喜歡用簡單的理論來解釋世事。我認為世界複雜無比，不用簡單的理論，能成功地解釋世事的機會是零。
話雖如此，《經濟解釋》不容易讀。這是因為若要真的解釋世事，簡單的理論往往要用得相當深。比方說，所有在中學選修經濟的同學都知道的需求定律——價格下降需求量增加——整本《經濟解釋》差不多來來去去都是那樣說，雖然「需求定律」這一詞我只在「卷一」多用一點。變化多，要懂得很通透才真的可以用。所以讀者要有一點心理準備：顯淺不過的理念我可能因為重要而寫上幾千字。
這本書不容易讀還有兩個原因。其一是選擇題材，我不會見「難」而卻步。題材的選擇是以趣味性及重要性為依歸，是深還是淺，我是不會考慮的。其二是我決定了一幅圖表、一條方程式也不用。經濟學鼻祖斯密（Adam Smith）在一七七六年所發表的《國富論》（The Wealth of Nations）完全不用圖表，我為什麼要用？他的書是古往今來最偉大的經濟學巨著，仿效他是刻意高攀了。今天的困難是雖然不用圖表，但什麼曲線等名字還是要提及一下的。讀過經濟的同學會知道我指的是什麼。門外漢呢？沒有見過什麼曲線就當它們不存在算了。只讀文字也會明白。不要因為某一節或某一章看不明白，就認為跟著而來的也不容易明白。某部分看不懂，跳到看得懂的地方吧。
《經濟解釋》既然發表於香港報攤上的刊物，當然是為一般讀者下筆的了。這是斯密的偉大傳統。我很想知道，今天的數學方程式多於文字的經濟學，可不可以成功地「復古」。讓我試試吧。
張五常
二○○○年十一月一日